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但是听上去并不完全信服。“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完全心不在焉地，思想迟钝地老重复着这句。妻感觉到，他的思想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远远离开这里，早就跟那边的人在一起，早就置身于厄运之中。这没完没了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只是从嘴唇边滑出来的一句话而已，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听见他还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里踱来踱去。就像一个俘虏囚禁在他的牢房里。
晚上他仍然碰都没碰他的晚餐。他身子有一股子僵硬呆滞，心不在焉的神气。直到夜里，妻才在身边感觉到他活生生的恐惧；他紧紧搂住妻的柔软温暖的肉体，仿佛想逃到妻的身上，他热烈地抽搐着把妻紧紧搂在怀里。可是妻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遁逃。一阵痉挛，在他一阵热吻之中，妻感觉到一滴眼泪，苦涩带有咸味。然后他又默不作声地躺着，有时候妻听见他在呻吟，于是把手伸过去给他。他握住妻的手，仿佛在她手上找到了依傍。妻不说话；只有一次，妻听见他抽泣，便想安慰他：“你不是还有八天吗，现在别想这事。”——可是妻自己也感到羞愧，竟然劝他去想别的事情，因为从他冰凉的手狂跳的心，她感觉到，只有这一个思想占据了他，并且对他发号施令。没有任何奇迹能把他从这个念头中解救出来。
在这屋子里，沉默和黑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全世界的惊恐都冷冰冰地集中在这四壁之间。只有挂钟坚定不移地往前走着，这钢铁的哨兵，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妻知道，每走一步，这个人，她身边的这个心爱的活生生的人就离她远一步。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跳了起来，把钟摆握住。现在再也没有时间了，只剩下恐惧和沉默。他们两个默默地躺着，挨在一起，一宿无眠，直到天明。在他们心里，思潮起伏，一刻不停。
他起床的时候，还依然是冬日清晨，光线昏暗，绒毛一样的寒霜浓雾沉重地笼罩在湖上，他迅速地披上衣服，犹豫不决、茫无头绪地从一个房间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又走回来，直到他突然一把抓起帽子和大衣，轻轻打开屋子的大门。后来他常常回忆起，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索索直抖，他胆怯地回头张望，看是否有人在一旁窥探他的行动。果然，他的狗像看见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似地向他扑来，认出是他，又低下头来温顺地让他爱抚，然后拼命地摆动尾巴，只想能陪他同行。可是他摆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接着，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慌张，就突然沿着羊肠小道，快步走下山去。有时候，他停下来，回来看看他的房子慢慢消失在雾气之中，然后他又被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前，他跑了起来，磕磕绊绊地，仿佛有人在追他。他一直跑到山下的车站，到那儿才停住脚步，汗湿的衣服冒出热气，额上沁出了汗珠。
有几个农民和普通人站在车站上，他们都认识他，向他问好。有的人似乎情绪不坏，想和他攀谈，可是他躲开他们，缩到一边。他心里又羞又怕，现在没法和人家谈天。然而面对着这潮湿的铁轨空等一气，他又感到痛苦。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站上一架磅秤，扔进去一枚硬币，望着挂在指针上面的那块小镜子，看自己气色灰败、汗水淋漓、直冒热气的脸，一直等他走下磅秤，钱币在秤里掉下，叮当乱响，他才发现，他忘了看指针标的数目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轻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感到恐惧。他坐在凳子上，想强迫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想想清楚。可是信号钟声在他身边猛然响起，吓得他直蹿起来。火车头已经在远处吼叫。列车轰隆轰隆地开来，他跳进一节车厢，有张报纸脏兮兮地掉在地上。他捡起报纸，直瞪着它，却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他只看见自己的双手拿着报纸，抖得越来越厉害。
列车停住。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下车。他知道，那无形的力量要带着他到那儿去，他感觉到他自己的意志在进行反抗，可是软弱无力，越来越弱。他还不时进行小小的意志力的检验。他站在一个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头到尾把这广告读上一遍，以此证明他还能自由地控制自己。“我不着急。”他小声地对自己说。可是这句话还挂在这喃喃自语的唇上，那无形的力量已经带着他往前走去。他心里烦乱不堪，焦躁异常，就像一台马达，催他向前。他束手无策，东张西望，想找一辆汽车。他的双腿一个劲地哆嗦。有辆汽车从旁开过，他叫住车子，跳了上去，像个自杀的人一头栽进河里。报了街名：领事馆的那条街。
汽车呼地一下驶去。他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仿佛风驰电掣般驶向深渊。他觉得汽车以高速度把他带向他的命运，这速度给他一种轻微的快感。这样被动地呆着，他觉得很舒服。车已经停住，他下车付了钱，跨进电梯。不知怎地，这种快感又一次出现，这样机械地让人驱车疾驰，并且被电梯带着直往上升，仿佛不是他自己在于这一切，而是一股力量，那陌生的捉摸不定的力量，在强迫他这样干。
领事馆的门还关着。他摁了一下门铃。没人回答。他的心猛地一抽：回家，快走，快下楼梯！可是他又摁一次门铃。门里响起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人折腾半天把门打开，穿着衬衫，手里拿着抹布，显然是在打扫各个办公室。“您要干吗……”仆人没好气地冲着他嚷道。“通知我……到领事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居然在一个仆人面前这样语无伦次，他又感到无比羞愧。
仆人生气地转过身子，放肆地说道：“您就不能念一念下面牌子上写的：办公时间是十点至十二点，现在这儿没人。”不等他说话，仆人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费迪南站在那里，缩成一团。心里感到羞愧，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分。“疯了！我是疯了！”他嗫嚅地说道，像个年迈苍苍的老人，哆哆嗦嗦地走下楼梯。
两个半小时——这段空白的时间他觉得可怕，因为每等一分钟，他就感到耗去一分力量。现在他振作起来，有所准备，一切都预作周密思考，每句话都要说得恰当妥贴，整个场面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可现在这两个小时像道铁幕落在他和他那贮存的力量之间。他惊慌失措地感到，心里的全部热劲已经消散，想好的话在仓皇遁逃之际奔突乱窜互相碰撞，一句一句地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他原来是这样设想的：他一到领事馆，立即让人通报要见负责军事事宜的处长，他和此人有一面之交。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认识了这位处长，并且和他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不论怎么说，他反正认识他的对手，一个贵族分子，穿着时髦，善于交际，自以为态度友好，为此沾沾自喜。喜欢表现自己为人慷慨，心胸宽大，竭力不使自己以官员的面貌出现。这些人都有这种虚荣心，他们不知怎地都希望被人看成是外交官，是能够自己作主的人物，费迪南就打算押宝押在这一点上：让人通报，带着社交界彬彬有礼的风度，先和此人泛泛地谈谈一般性的事情，然后问起他夫人是否安好。这位处长必然会给他让座，递上香烟，然后看他沉默不语便客客气气地问道：“有什么事我能为阁下效劳？”得由这位处长开口问他，这点很重要，不可忘记。接着他就相当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M市去进行体验，这想必是个误会。我当时曾经明确无误地被宣布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话必须说得非常冷淡，让此公马上看出，他把这件事只看成小事一桩。这位处长紧接着便——他很熟悉这个漫不经心的神气——拿起这封信来，向他解释，这次只不过是复查，他想必在报纸上早已看到过军方的要求，以前体验不合格的人这次也得报名参加。接着他就又一次非常冷淡地耸耸肩膀，说道：“原来如此！我根本不看报，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对方想必马上就会看出，他对这场战争是多么漠不关心，是多么自信，多么无拘无束。这位处长当然得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处长本人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军事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说到这里，大概是态度严厉的时候了。“我明白，”他必须这样说，“可是我现在完全无法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和人家有约在先，要举办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画展，我不能把我的合作者弃之不顾，我说了话就要讲信用。”他接着要向这位处长建议，或者推迟他体检的日期，或者让这里领事馆的医生为他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