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走后，李石曾解开谜团，“刚才蒋公馆打来电话，委员长不见他。”
过了几天，蒋介石虽然接见了李石曾和阎宝航，但在假意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同时，却提出要接张学良到奉化。很快，张学良便被迁往奉化雪窦山。
宋子文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对张学良“严加管束”的真实意图，逐渐对如何使张学良得到释放失去了信心，开始不再关心了，宋在回到上海后不久，曾经很沮丧地对杨虎城驻上海的代表李志刚说：“目前情况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都要质问他，我问过委员长，这个要求是办不到的。”
当李志刚对宋子文说蒋并未对他提及由宋子文改组政府时，宋子文显得更加沮丧，无奈地离开了代表处。
事实并未结束，蒋休假完毕后，便开始着手处理杨虎城，因为蒋是不能允许有人对他如此而不受到惩罚的。而宋子文再次成为了“帮凶”。
1937年3月，宋子文来到南京，对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已经好了，腰也不怎么疼了，他希望能与杨将军见见面，谈一谈。但委员长的意思是希望杨将军主动去看看他，不要提是委员长要见，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志刚将这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听完后并未理睬。后来，蒋又授意顾祝同说出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
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会见蒋介石，宋子文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首先意在麻痹杨虎城，自我吹嘘了一番，“我向来对人是宽大的，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知道的，不必多说。”
杨虎城并不相信蒋的话，知道蒋素来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碍于情面，不好当面质问，很婉转地说：“委员长对人宽厚，我等皆知，这次来杭，也想和委员长当面谈谈，另外，抽空去看看汉卿。”
杨虎城间接提出不满，蒋介石不好作答，他看了看宋子文。宋知道该自己说话了，“汉卿现在很好，委员长希望他休息一段时间，潜心研究些学问，相信时间不会太长，汉卿就可以回西安，西北的军政还得由你们来主持才行。”
“是的，”蒋很快地说。然后，他岔开话题，”在事变被扣的各级人员中，很多是对你有不满情绪的，尽管我做了工作，但他们还是一时转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到欧美参观一段时间，回来再任职，出国的费用可以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间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这是蒋宋二人会见杨虎城的真实目的。很明显，蒋是企图逼杨“出国考察”，达到解除杨对东北军和17路军的控制。
杨虎城岂能不知蒋的险恶用心，但他只有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杨回到西安后，并不准备出国，在杨看来，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战事起，他就不必出国而直接可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蒋授意宋子文多次劝其尽快成行。宋对李志刚说：“这是维持纪律最轻的处分，是经过研究决定的，对杨将军有益，你应该多加解释，否则，委员长面子上也过不去……”
在蒋介石和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住到上海西爱咸思路宋公馆等待出国，但实际杨虎城还是没加准备，以称病为由，拖延时间。
宋子文再次找到李志刚，对他说：“委员长在催促杨将军尽早动身，委员长压力很大，那些人天天要求委员长对杨将军处分，你也得催催。”
“可杨将军病还没好，不能立即动身。”
多次的拖延、推辞也没有使蒋放弃逼杨出国的决心，在蒋宋再三催促下，杨虎城无奈地于6月29日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离开祖国。宋子文没有料到，杨虎城更没想到，此后便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1949年9月6日被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
至此，西安事变告一段落，宋子文虽然在西安事变中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斡旋于三方之间，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善后问题上，向来爱耍政治手腕和做表面文章的蒋介石，通过郎舅把流氓手段表演得淋漓尽致，宋子文最起码在客观上成了蒋介石的“帮凶”，使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令人感到痛心、愤怒。(宋子文在此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本意乎?无奈乎?恐怕只有宋子文心中清楚。
抗日谈蒋宋 从“驻美代表”到外交部长，为抗战，宋争取外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积极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曾于1937年3月下旬赴沪与宋子文会晤，向他陈述中共对于国共谈判的各项条件，宋将此事转告蒋介石，并安排了蒋、周于6月在庐山相见。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举行会谈，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参加。周恩来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而蒋介石却提出建立一个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方案，意图用该会的名义从组织上溶化中国共产党。此外，蒋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拒绝给红军统帅机关以军事名义；对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蒋还授意宋子文对周恩来声明：①中共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方恐惧；②共产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③共产党要取得全国信用。周恩来正告宋子文，中共不会同意蒋的这些条件，红军以政治名义管辖不妥，统帅机关一定要给予军事名义。宋子文在周蒋之间反复磋商，但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在此后谈陕甘宁边区名义时，周恩来提出国民党应迅速发表承认边区政府名义，并从张继、于右任、宋子文三人中择一而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
当宋美龄拿着中共的方案给蒋阅视时，在一旁的康泽开口说：“委员长，这三个人都不宜在边区政府中任正职。”
“说说理由。”蒋很感兴趣。
“张继先生对党国虽然很忠诚，但很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如果中共对他们好了，他们很可能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但据我观察，好像更感情用事，如果择其一的话，恐怕日后很难办呀。”
蒋很赞赏康泽的分析，“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感觉这几个人去任职是不合适的，我正在想是否让丁淮芬出任好一些。“
显然，蒋介石此时对郎舅宋子文并不放心，认为他有倾向中共的嫌疑。所以，在此后的中共谈判中，蒋没有让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蒋对宋的理财专长向来是器重的，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后，随着“八?一三”淞沪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军政开支骤增，孔祥熙访欧洲诸国未归，蒋便请宋子文出来主持抗战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国难当头，宋子文决定应蒋邀出来主持，他首先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劝募机构，并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1937年8月24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正式成立，宋子文任会长，政界和金融、实业界名人宋庆龄、孙科、顾维钧、宋汉章、徐新云等任常务委员，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为阐释购买意义，总会于9月发表了《告全国###》，随后，宋子文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正式谈话，说明发行救国公债“旨在唤起民众之同情，亦正用以予各人报国之机会……凡无强固政府之国家，其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自由，则绝对无保障可言，今我同胞认购救国公债，即在共同建立强固国家之基础，决不致受人击致屈膝。”
作为会长的宋子文，在发行公债之初，便认购了五万元，相当于发行份额的万分之一，此外，宋子文还率先令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认购巨额公债，引得其他机构竞相购买。从9月到10月，短短一个月时间便认购了两点四亿元。
虽然宋子文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他并未重新进入中枢，1938年武汉沦陷后，宋子文迁往香港，受蒋之托，与英国方面商洽借款问题，英驻华大使卡尔对宋子文的才干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