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程速台原是湘军的一个高级将领，他亲自出面与张文祥联系，那他背后又是谁主使呢？这个人的背景又有多深？当然，此人也必是湘军首脑之一。
自己是湘军的创始人，那么这个案子会不会最后又查到自己的头上呢。
想到此，曾国藩的脑袋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
这个案子查来查去，原来是在查他曾国藩自己啊。
曾国藩强自镇定，带人回到行辕。
路上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急速结案，再不能拖了，再拖必生事端。
曾国藩立刻派人告知正在栖霞山的郑敦谨，说案已查清，请他速来结案。
郑敦谨匆匆赶回来，两人心照不宣，商量一番，定下了张文祥的供词。
案情为：张文祥，河南河阳（今孟县）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贩卖毡帽至宁波，结识同乡罗法善，娶其女为妻，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席卷江浙，乃参军入李世贤部，转战东南数省，一度官居叛军副将。
同治三年（1864年），李部败走，张逃回宁波。
张无以为生，由做过海盗的程速台资助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勉强度日。
当时马新贻调任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
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程速台的朋友和同伙，因此程速台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
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
同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吴炳燮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不准其告。
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
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又断了他的生意，于是便起了报复的心。
同治五年正月，浙江巡抚马新贻至宁波，张递状控告吴炳燮霸占其妻，逼妻丧命，马又不准其状。
张告知程速台，程速台因自己做海盗时曾遭马剿杀，故怂恿张刺杀马。
同治八年，马升任两江总督，张同至南京，寻机刺杀，直至混进校场而得手。
二人又拟好奏结：“凶犯张文祥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
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
适在逃海盗程速台等复指使张文祥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文祥被激允许。
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
迫念前仇，杀机愈决。
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
曾国藩召齐会审诸官，征求各位意见。
魁玉、梅启照等人自然无话，但袁保庆、孙衣言等人坚决不同意。
拒绝在问供和奏结上“书诺”（签字）。
曾国藩一脸庄重，将张之万与郑敦谨所担心之事一一举出，又道：“这样做也是为马制军洗刷清誉。
难道非要查出是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么？这个说法，只能让马家家属更加悲愤，马氏的亲朋故旧无法接受，让朝廷担上用人失当的名声，让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
此前我朝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
袁保庆义正辞严道：“我相信马制军的为人，决不至于做下如此之事。
二位大人精心炮制的口供，漏洞百出。
恐怕也过不了朝廷这一关。
还望曾大人召齐会审诸官，重新审理，查明真相。”
曾国藩暗叹袁保庆之迂：若真查明真相，你袁保庆恐怕是最后悔的一个。
知道和他们争也无用，当下无话。
第二天，只将魁玉、梅启照还有新上任不久的江宁知府蒯德模等人召来阅供具名，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书诺具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