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费恩曼逝世7年后，我们中的一个（约翰）第一次走访了加州理工学院。原因之一是作一次关于量子力学的交易解释的报告。在第十四章中概述过，它强烈地吸取了费恩曼关于电磁辐射本性的不寻常的想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演讲并不只是从费恩曼常作演讲的地方谈起，还谈到他自己的工作，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感觉。在演讲尾声的发问时间，话题转到了QED上，那时这种梦一般的感觉得到了加强——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听众，偏偏在这个地方，竟然让我给他们解释QED！
但那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实费恩曼传奇的背景，为写此书做准备，同时走访那些他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和会见那些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在一个罕见的多雨的晚冬过后，1995年春天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仿佛成了科学家（或其他任何人）工作的理想场所。在20多摄氏度的气温和晴朗的天空下，校园里开阔的绿色场地上绿树成荫，装点着五颜六色的花坛，为平和地寻思宇宙奥秘提供了一个幽静宜人的自然环境。当时我想起了在南威尔士的劳阿恩的一次访问，那是一座古朴的建筑，是托马斯（Dylan Thomas）工作过的地方。望着外面壮观的景色，我当时想：“我若住在这里，或许我也会成为一名诗人”；我也许不完全是物理学家，但加州理工学院的环境会使你这样想：“我若在这里工作，或许我也会有一两个好想法。”紧接着你就会想到在那儿工作的人们，包括费恩曼自己和盖尔曼，盖尔曼的房间和费恩曼的只隔着海伦·塔克的办公室，还有索恩，他是广义相对论的两三个领头专家之一，他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只是还没有忙到没有时间去讨论黑洞、时间运动和费恩曼的程度。然后你会想：“行了，也许我的想法不会那么好。”
加州理工学院在学术上的观点是，学校不仅要让它的科学家们展示出最出色的工作，同时也要吸引最出色的科学家（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那个原因）。所以，准会以最好中之最好的而告终。常常是第一流的人渴望成为加州理工学院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而费恩曼本人从来没有被直接取代过。即使在他死后，还设立了一个寻找替代者的委员会，也仍然没有找到。因为在今天，没有像费恩曼那样的人，正如在过去，除了费恩曼自己，也从来没有像费恩曼那样的人一样。
没有一个正式的费恩曼纪念物。没有一座庄严的建筑或是一尊雕像，甚至连他阿尔塔迪纳山景公墓中与格温内斯合葬的坟墓也很简单。他的真正纪念品是他的工作、他的著作和他的录像带。从那些录像带上，依然可以看到他用他那无法被人模仿的风格讲课，使一些复杂的概念变得简单易懂。但有一件器物，它能使任何一个听说过费恩曼的人产生好奇心，当我在帕萨迪纳时，受一个朋友的激励而追踪它。这个朋友几乎一点儿不懂科学，但仍认为费恩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在洛斯罗布尔斯大街我的旅馆门厅里，在我和拉尔夫·莱顿的一次长谈后，机会来了。我在帕萨迪纳的旅馆老板，怀疑论者协会的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坐下来和我们谈话，其范围不仅仅涉及费恩曼的生活和工作，还包括整个世界对他的逝世的反应，以及费恩曼的家人和朋友对他逝世后被各种书刊和文章所报道的方式的反应。那次谈话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就像我曾经希望的那样接近，它证实和加强了我已有的关于他是哪种人的印象，并使你手中这本书成形。理查德·费恩曼不但是一个科学天才，也确实是一个在家庭、朋友和相识的人中传播爱和善的好人。即便是在阿琳死后他生平中的那段黑暗时日里，在作为他的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同时，他也是一个令人感觉良好的愉快的人，一个真正爱开玩笑的、和善和慷慨的人。并且正是那种精神，而并非物理学，才使人们对那件器物——贴满著名的费恩曼图的大篷车如此好奇。
我们和莱顿的谈话很是热烈，使我犹豫是否需要提出那些我曾经承诺要问而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问题。但当我们在春天的阳光下陪他走回他的车时，我提醒自己：承诺就是承诺。“顺便问一下，”我说，“费恩曼的大篷车怎么样了？”“它还在他家，可以这么说吧，”他答道。谢尔默明显地竖起耳朵听这个消息：“在哪儿？”“它需要做些修理。它就停在一家修理店后面，在……”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地名，它是洛杉矶市向东乱七八糟地往帕萨迪纳延伸的另一部分。
那一次，我想，是它的结尾了。我在帕萨迪纳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尽管我已遵守诺言去询问那辆大篷车，但还是不能像我期望的那样得到一张它的照片给我的朋友。我后面还有个电台讲演节目的约会，第二天早上得早早地乘飞机出发。可是，谢尔默另有打算。他答应我一完成在KPCC-FM电台的事他就开车带我去找那辆大篷车，看起来至少比我还渴望开始这次远游。几小时后，我们就徘徊在莱顿指点我们去的地方，每当我们迷了路，就用谢尔默车上的电话问莱顿。就在太阳下山时，我们找到了那家修理店，在它后面停下车，四处走走。费恩曼的大篷车，它就在那儿。车头对着墙，看起来受了些轻微的撞击，但仍旧带着它的费恩曼图装饰画。很明显，它呆在这里已有些时日了，车轮周围开满了娇嫩的春花。
我们照了相就离开了，我们为自己成功地完成了“参拜费恩曼”的事而庆祝。12小时后，我到了旧金山。就在我回家的时候，听谢尔默讲了故事的余波。第二天，他高兴地给一个在帕萨迪纳的一个太空研究中心——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的朋友，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寻找费恩曼的大篷车的故事。那个朋友是一个朴实的科学家，而且显然根本不是一个科学“追星者”，可他却热切地询问那家修理店的路，而且就在当天挎着他自己的照相机去了那里。谢尔默关于参拜费恩曼的玩笑，现在几乎成了现实，因为如今去参观那个遗物的人们已络绎不绝。而今，除了我从我的加利福尼亚之行带回来的所有照片之外，能够继续激发最大兴趣的就是有关停在帕萨迪纳东部某地一家修理店后面的一辆年久失修的旧大篷车的那些照片。
我不能肯定因为什么费恩曼的大篷车能激发那么多人的兴趣，即便在我分享着一些属于这份热情的东西的时候。但对那些能如此清楚地证明费恩曼的幽默和豪放，并联系着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的东西，得知它们依然存在是令人愉快的。莱顿认为，它是个特别合适的象征品，因为这辆大篷车本身就是费恩曼自由精神的象征，也是研究和发现日常世界的一种工具，同时，那些图案也象征着他对物理世界的探索和欣赏。总而言之，发现的慰藉和认识事物的快乐就是费恩曼的一切。莱顿说他一定会让那辆大篷车停到费恩曼的朋友家里，并设想着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一个流动的费恩曼展览品的中心物件。如今，听这么一说，像这么一种纪念品，可能连费恩曼也会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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