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翻译能使人觉得完成了一件工作，感到喜悦，也能使人为了表达意思——表达全部意思——希望找到确切的词句，大伤脑筋。最近，四位中国翻译家和作家访问了澳大利亚，他们主要是为参加阿得雷德（Adelaide）节而来的。在此期间，他们会见了我国的许多作家及其他来访的客人。后来，他们一行又去其他城市访问，堪培拉即是其中之一。负责接待他们的澳——中协会邀请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参观离堪培拉不远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他们观赏了特别好奇的澳大利亚火鸡，还看到一群腼腆的袋鼠慢步跳跃而去，这时他们中的一位年长者也模仿着这种跳跃动作，并且说将来回北京走动，这种步子是大有用处的。他们四位还见到一个羞于见人又睡眼惺忪的考拉熊的背影，她正高踞在一棵橡胶树上，离地面80英尺。
这几位客人中有一位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俞林。他来自江西省，是作家协会江西省分会中颇有声望的会员，擅长写短篇故事及小说。
另一位成员杨宪益是英文版《中国文学》的副总编辑。他的夫人戴乃迭，是他在牛津大学5留学时认识的，现在北京外文出版局工作。他们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18世纪曹雪芹所著的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
还有一位王佐良，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授，又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兼翻译家。他于40年代留学牛津大学时，就曾写过关于莎士比亚同时期作家约翰·韦勃斯特的论文。6后来，他把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作品译成中文——主要还不是那些用英语写的诗，而是那些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这时他才真正尝到了翻译的乐趣。教授很具体地谈到了在处理彭斯的《快活的乞丐》这首长诗时感到的趣味。诗中有这样几句：
接着说话的是一个胖胖的母夜叉，
她擅长探囊取财本领不差，
曾经摸到手无数的钱包，
因此也被人把凉水灌饱。7
然而，他最成功的译作是《威利长老的祈祷》。在上帝和天下人的眼里，这是世上描写自命不凡、阿谀奉承和追求高位的最出色的杰作之一。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这位秉性耿直的诗人对世上一切伪君子的鄙视态度。参加这次促膝座谈的客人如同作协的其他会员们一样，也非常注意探索如何把澳大利亚哪些作品译成中文。我们仅希望我们所使用的英文不至于像苏格兰地区的方言那样独特奇异。
记者问：翻译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在表达思想的时候，设法提供一定的背景，使读者能理解其全部含义。杨先生，你觉得把中国的古典名著译成英语，困难吗？
杨先生：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你在从事翻译工作，你就得竭尽全力去做，把原文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你必须找到一个大致相近的译文，但它又必须是确切的，尽可能使译出的意思接近原文。
问：要使讲英语的人对几百年前用英语写的古典作品感兴趣，这已经够困难了。毫无疑问，把中国的多种场面和情景译成现在人们能够接受或已经同化的语言，像你和你夫人那样，翻译18世纪曹雪芹的古典小说《红楼梦》，那就难上加难了吧！
杨先生：我觉得时间倒并不重要。当然，若要翻译几百年前的作品，译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时期，设法体会当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在翻译成英文时，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这样才能使读者懂得那时候人们的思想。
杨夫人：我感到困难的是把中国的四字成语译成英语。每一个四字成语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在含义，可能其中还包含着一个典故。但是，一旦译成英语或用英语作解释时，可能就需要用一个或两个句子来表达，即使如此，仍旧不能表达出原文所有的气魄和分量。
问：你指的分量究竟是什么，是否指组成四字成语的每一个字都各有其本身的分量？
杨夫人：这可能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事件，也可能涉及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人物。有时可能只提一个名字，比如“红娘”。对中国人来说，只要一提这二字，人们马上会联想起一整套故事情节及其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翻成英语呢？当然，我们可以加脚注或尽量多作些解释；然而，英译文总是比原文累赘得多，也不及原文有力。
问：是不是正像“samurai”（武士）及“country gentry”（乡绅）这两个词，对日本人和英国人来说各有不同的含义？
杨夫人：许多含义外国人是无法了解的。我们就得用各种办法来解决：一是在文中加上一些原文中没有的词，二是加脚注，再就是不用这个具体的典故，尽力创造出适合这种场合的气氛来。
问：你认为自己可以有多大的灵活性呢？
杨夫人：我们的灵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译家，我们非常钦佩，名叫大卫·霍克斯。他就比我们更有创造性。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
问：你是否认为译者应改写原文？
杨夫人：应该更富有创造性。翻译家应大致做到这样。然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过去工作环境的限制，以致现在我们的翻译家比较拘泥于原文，译文平庸，还是深受过去老框框的影响。
杨先生：我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当然，如果翻译中确实找不到等同的东西，那就肯定会牺牲一些原文的意思。但是，过分强调创造性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改写文章了。
问：你的意思是，如果在译文中对某一人物所说的话或者对某一事物的描写加进太多的东西，译者就可能背离原文？
杨先生：正是这样。因为那样一来，翻译就不成其为翻译了，我们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
杨夫人：现代汉语中有那么多缩写形式的短语。中国人在对某些事物的提法里喜欢用数字。比如“三反”运动，中国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诚然，译者可以加脚注，但是这就会减轻原文的分量，因为像“三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等短语，用起来既简洁又方便，而英译文就得加以发挥。
杨先生：我认为这不是问题之所在。这只涉及形式而已。谁也不能完全用原文本来的语言形式来进行翻译，比如原文有四个字，你总不能保证译文也只有四个字，或者原文是五个字，译文也只能是五个字。另一方面，在文学中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构成原文的某些含义，而要把这些含义传达给文化不同的人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譬如：对中国读者说来，中国诗词中的一棵垂柳就有某种油然而生的联想，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则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引起这种联想。
问：你如何从这一方面去评价英国翻译家阿瑟·威利的译作呢？
杨先生：他翻译的《诗经》（The Book of Songs）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愧为翻译杰作。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依旧有弄得过分像英国诗歌的弊病；比如他把中国周朝的农民塑造成田园诗中描叙的欧洲中世纪农民的形象。
杨夫人：他在译文中用了“Castles”（城堡）一词，而中国人是从未有过城堡这类东西的。
杨先生：还有“骑士”等等。译文读起来很像英国中世纪的民谣，而不像反映中国情况的诗歌。
杨夫人：尽管如此，他的译作仍不失为好诗。
杨先生：的确是好诗。
问：可是，这些诗有其本身的价值，严格说来就不能算是传播中国人的思想的媒介了，对不对？把作品从德文或拉丁文译成英文，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些语言有某些共同的渊源关系。但是，在处理与欧洲语言大不相同的语言如汉语、日语及朝鲜语时，你们，或像威利这样的翻译家，是否有权做你们刚才批评过的事情呢？
杨夫人：反正我在念中国“城堡”这一段时，感到很不舒服。
问：王教授，你念到中国“城堡”这类词句时，也感到不舒服吗？
王教授：很难说在读“城堡”这类诗句时自己的确切感受如何。至于你刚才谈到的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思想概念这一问题，我本人是相信乔姆斯基提倡的普遍语法论的；而这种语法就要求先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语言。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思想概念，即使不是所有的，都是能够翻译出来的；不易翻译的是原作的气氛，或者说力量。翻译诗词尤其如此。有一位美国诗人，我想是罗伯特·佛洛斯特吧，他不是说在翻译过程中会把诗味丢掉吗？也就是说诗歌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是，歌德曾说过，一方面我们简直无法翻译诗歌，而另一方面却又非常需要翻译诗歌。这两者确实是很矛盾的。可是，事实上许多人在努力翻译诗歌。我确实感到翻译诗歌，其乐无穷。（我一般不翻译散文；小说篇幅太长，短篇小说也太费时间；而且翻译一篇散文，我得不到在翻译一首诗的时候所感到的那种乐趣。）
杨夫人：在你所译过的西方诗人的作品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些作品呢？
王教授：我最为满意的是罗伯特·彭斯的长诗的翻译——不是他的短诗，因为有些短诗我没有译好。我指的是《一朵红红的玫瑰》这样著名的诗篇，英语是如此简练，如此清新，而我的中文译文念起来就不大好了。
杨夫人：这样说来，你是喜欢叙事诗喽？
王教授：也许我是第一个把他的《汤姆·奥桑特》和《快活的乞丐》等长诗译成中文的人，我非常喜欢这些长诗。我还翻译了《威利长老的祈祷》8这类作品，我认为这首诗是所有语言中最好的讽刺诗之一。
问：显然，这首诗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因为“威利长老”这种人，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他们祈求上帝保佑自己能享有比其他人更优越的地位，是不是？
王教授：对，是很有普遍意义。所以，恕我不能同意你的理论：不同的语言有各自不同的概念。我的观点是，我们大体上都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否则彼此就无法交往了。但在翻译中，在区分短语的细微差别上，或是在处理某一短语所引起的各种联想方面，或在表达一首诗总的气氛方面，肯定会丢失原诗中的某些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罗伯特·佛洛斯特的意见，他说在翻译诗的过程中总要丢掉一些东西。刚才宪益举杨柳为例，这确是很难翻译的。第二次大战时，盟军方面的人说一声敦刻尔克，马上会联想起一幅完整的画面。但是，这对中国人来说，不会引起任何反应；然而，只要我们中国人一用“江南”二字，表示“长江以南”的意思，江南秀丽的景色马上就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那里可以看到最好看的园林，最漂亮的美人。同样，“塞外”这一短语会使人联想到一片白雪皑皑、荒无人烟的景象，想到历史上的游牧部落。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很难翻译的。拿密尔顿为例：他最善于运用声音洪亮、色彩绚丽的地名。比方说，他把北京称作“Paquin”，正如柯尔律治（Coleridge）称之为“Xanadu”。这个词对密尔顿来说，颇有浪漫主义色彩。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最难译的。当然，若有人把你的理论按照逻辑推理弄到极端的程度，那就会完全否定一切翻译工作了。
问：我并不认为这会否定翻译工作，但我觉到还是需要多加一些杨夫人所说的脚注和解释。不过，教授，我认为你在谈到自己所译的彭斯的某些作品时，未免过于谦虚了，因为你写过一本论文，论伊丽莎白时代的约翰·韦勃斯特，他算是英国最深奥的古典作家之一了。你认为把韦勃斯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会很困难吗？
王教授：他的剧本极其难译，但也许有些诗更为难译，特别是华兹华斯的诗，语言简洁，非常简洁，纯真又很富有乐感。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是很难译成中文的，倒不是被一些难处理的词句或翻译中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所难倒，因为这些问题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最难办的是把一个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写成的民间故事翻译成合乎民间故事形式的中文。
问：是不是因为民间故事多取材于本国流传的神话和古代的信仰？看来我们把《爱丽丝仙境奇遇记》译成我们一种土著居民的语言“Pitjantjatjara”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王教授：我们有一个《爱丽丝仙境奇遇记》的译本，是一位很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的，此人名叫赵元任，后来去美国任教。他翻译得很好，可惜他没有接着翻译后半部《镜子奇观》。9
杨夫人：我看儿歌最难译。
王教授：我真希望有人能把《镜子奇观》翻译出来，因为前半部实在译得太好了。
问：你的话是不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杨夫人：这不是故意的。
问：俞先生，你是搞创作的，想必你不会有任何难题吧？你的问题只是找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表达别人的思想，对吗？
俞先生：我是写短篇小说的，对翻译一窍不通，但是我知道这的确是一种很困难的工作。创作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也有一定的限制，但不像翻译那样受约束。翻译时，译者只有固定的篇幅，固定的材料，在此范围内尽全力而为之。但在创作中，作家就有较多的灵活性。
问：杨夫人，与你丈夫的观点相比，你是否认为翻译家应有更多的灵活性？
杨夫人：我觉得我们传统的翻译法是直译，过于死板的直译，以至使读者常常搞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政治性的社论尤其如此。
问：你是否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可以与外国记者所作的报道相提并论？因为外国记者要报道他所在国的情况，可是他们身居异国，周围的人都有特定的思想概念，这些人都很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一位政界人物会在某一时刻发表某种观点，而这对这些记者的同胞们来说，很可能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所以，记者能不能解释这种观点，并说明：“讲话人的意思是……”呢？
杨夫人：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读者很了解。他们就是为自己本国的读者而写报道的嘛！而我们则不然，我们是为看不见的人民做翻译；英语翻译更是如此。我们不仅在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做翻译，也在为亚非国家中懂英语的读者而工作，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读者究竟是谁。
杨先生：我倒不觉得这么悲观。我认为我们是知道在对谁讲话的。译者本身的观点不会在译文中出现很多，我们在竭尽全力把原文的意思忠实地传达给另一种读者，使他们能尽量理解原作的内容。我们不应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否则我们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创作了。
问：俞先生，你是否认为你的短篇小说，比如一篇描写中国城市或村庄的小说，能很好地原原本本地翻译成外文，使我们澳大利亚人或东南亚的读者了解中国的生活情况？
俞先生：是的，我想可以。
杨先生：另一方面，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担心时间相隔久远的问题。拿《诗经》来说，其中有些作品是公元前800年写的，当然不能确切地反映今日中国人的感情。然而，我们对这些诗歌还是赞叹不已，原因是它都是杰出的诗篇。将作品翻译成外语，也应该同样是这种情况。
问：你的意思是，《诗经》对外国读者来说，无非比对中国读者稍多一点异国情调罢了？
杨先生：完全正确。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英语语言文学专家、教育家、翻译家、作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学业，1939年留校任教。1947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入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获硕士学位。1949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系主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学术期刊《外国文学》主编，多语种学术杂志《文苑》主编等。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等。著有《英国文学论文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翻译：思考与试笔》、《英国文学史》等，译有《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