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马文·布里德说：“我刚从你哥哥的办公室来。我是一个作家。我向他采访关于霍尼克博士的事情。”
“那是一个怪头怪脑的畜牲。我不是说我哥哥，我是说霍尼克。”
“他妻子的墓碑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我卖给他的孩子们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从来想不到给他妻子的墓竖一块碑。在她死后一年左右，霍尼克家的三个孩子到这里来——一个高个头的女孩子，一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带稚气的孩子。他们要一块用钱能买得到的最大的石头，那两个大孩子带着他们写好的诗，他们要把诗刻在上面。”
“你要愿意嘲笑那块碑，你就嘲笑吧，”马文·布里德说，“可它给孩子们带来的安慰比任何钱能买来的东西都大。他们一年不知道来看多少回，还要在上面献花。”
“那破费一定很大吧？”
“它是用诺贝尔奖金买的。那笔钱买了两件东西：科德角的一座别墅和这块石碑。”
“炸药换来的钱，”我不无惊愕地说，因为我想到了炸药的暴力和墓碑与避暑别墅的绝对宁静。
“什么？”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
“是的，我想它有各种各样的……”
假如当时我就是博克侬教徒，一想到这一系列神奇古怪、千变万化的将用换来的钱中饱某一家墓碑商店的私囊，我就可能就会小声说：“匆忙，匆忙，匆忙。”
匆忙，匆忙，匆忙，这句话是博克侬教徒每每想到现实生活确实是何等复杂和不可预见的时候就要说的话。
可是，做为一个基督教徒，我那时只能说“生活有时候确实可笑。”
马文·布里德说：“不过，有时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