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又补充说，这种失常不但主要地可以从被告以前许多行为上看到，就是现在，甚至眼前也可以看出。等到人家请他解释现在、眼前可以看出些什么来时，这老医生用坦白直率的态度指出，被告在走进大厅时，“有着一副对于周围环境很不寻常的古怪态度，一直大步向前走着，象兵士一般，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前面，其实他本应该朝左边看，那边旁听席上坐着一些太太们，因为他是女性的极大爱好者，必然会念念不忘太太们现在会说他一些什么的。”小老头儿最后用这么一番很特别的话来作为结束。这里还应当补充说明一句，他常说俄国话，而且很喜欢说，但不知怎么他的每句话都带着德国调子，但他却还永远毫不在乎，因为他一辈子有那么个毛病，就是认为自己的俄国话是标准的，“甚至比俄国人还好”，他还常爱用俄国的谚语，老是告诉人家，俄国的谚语是世界上所有谚语中最好、最有表现力的。还要指出，不知是由于精神不集中还是什么原因，他在谈话中时常忘记极平常的、他完全知道却忽然不知为什么从脑子里逃走的词儿。不过他在说德国话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情形，而且每当这时他总在自己的面前挥舞着手，仿佛想找到并捉住丢失了的字眼似的，而在他还没有找到丢失的词儿以前，谁也不能强迫他把已经开了头的话继续谈下去。他说被告走进来的时候，应该瞧着太太们，这句话引起了旁听者中间嘻笑的低语。我们这里的太太们很爱这小老头儿，也知道他打了一辈子光棍，是虔信而行为端正的人，把女人看作高尚的、理想的人物。因此他这番出乎意外的话使大家觉得非常奇怪。
莫斯科的医生在上堂问话时断然而不客气地表示他认为被告的脑子是不正常的，“甚至已达到极严重的程度”。他巧妙地说了许多关于“精神错乱”和“癫狂”的话，并且得出结论说照所有收集到的证据看来，被告在被捕前好几天，无疑地就已处于病态的精神错乱状态之下，尽管犯了罪，但即使也有感觉，却几乎是身不由己的，完全没有力量克服当时控制着他的病态的精神冲动。但在精神错乱以外，医生还看出了癫狂，据他说，这预示着将来进一步会直接发展到完全疯狂的地步（按我这里是用自己的话传达医生的话，至于他当时却是用极为科学的专门术语来加以解释的）。“他的一切行动是同常识和逻辑相反的，”他继续说，“姑且不说我没有看见的一切，也就是作案本身和整个惨剧的前前后后，即使在前天和我谈话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是那样莫名其妙的呆板。在完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意外的笑声。常常没来由地发火，说一些奇怪的话，如‘伯纳德’，‘伦理学’以及诸如此类不必要的话。”不过医生认为最能说明这种癫狂状态的是，被告一提起他认为自己受了欺骗的那三千卢布，就不由得要爆发出某种不寻常的火气来，而对自己所有其他的失败和屈辱的事情，说起来和想起来都显得十分平淡。此外，事后还查明，在这以前，每逢一提到这三千卢布，他也总是会弄到几乎要发狂的地步，可是别人都证明，他这人是并无利欲心，也并不贪婪的。“至于说到我那位学术上的同行的意见，”莫斯科的医生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嘲讽地说，“被告上堂的时候，应该目视女人，而不应直瞪着前面，我只能说这样的意见除了含有开玩笑的性质以外，还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尽管我十分赞成被告走进决定他的命运的法庭大厅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呆板地直瞪着前面，这的确可以认作是他在这时精神不正常的征象，但同时我要肯定地说，他不应该朝左边看太太们，相反地，应该向右边看，用眼睛寻找他的律师，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帮助上，他的全部命运现在都要依靠他的辩护。”
医生陈述自己这个意见时语气断然，十分坚决。但最后被传唤的瓦尔文斯基医生的出人不意的结论，给两位有学问的专家之间的不同论调增添了特别滑稽的意味。据他的看法，被告在现在和以前的精神状态都是完全正常的，虽然在被捕以前他的确显出了神经质的、过度兴奋的心情，但是这可能是产生于许多极明显的原因，譬如嫉妒，愤怒，不断的喝醉酒等等。但是这种神经质的状态绝不会含有刚才所说的任何特殊的“精神错乱”成分。至于说到被告走进大厅的时候应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这一点，“据他的鄙见”，被告正应该在走进大厅的时候向前直视，象他实际所做的那样，因为首席法官和法官们正坐在他的前面，他的命运完全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他向前直视，恰恰足以证明这时候他的脑子是处于正常状态。”这位年轻医生最后带着几分激烈的情绪结束了他自称为“鄙见”的供词。
“妙极了，郎中！”米卡从座位上嚷着，“就是这样！”
自然人家把米卡拦住了。但是年轻医生的意见对于法官和旁听的人们都起了极大的影响，因为随后表明，大家全都赞成他的话。然而赫尔岑斯图勃医生又以证人的资格被传讯，却忽然完全出人不意地说了于米卡有利的话。他是这城里的老居民，早就知道卡拉马佐夫家的情形，在提出了几种对于“公诉”很有意义的证词以后，忽然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补充说：
“但是这个可怜的青年人本可以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命运的，因为无论在儿童时代还是在以后，他的心肠一直都很好，这我是知道的。不过俄国谚语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头脑，那很好，如果还有一个聪明的人到他家里来作客，那就更好，因为那时就有两个头脑，不只一个……’”
“‘一人多智好，两人多智就更妙’。”检察官不耐烦地帮着他说清楚，他早就知道老头儿有说话说得又慢又长的习惯，一点不在乎他的话给人的印象如何，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么着急，正相反，他还很重视他那迟钝、平淡无奇而又永远自鸣得意的德国式俏皮话。小老头儿是爱说些俏皮话的。
“哦，对，对，我说的正是这句话，”他固执得马上接口说，“一个头脑好，两个头脑就更加更加好。但是另一个有头脑的人没上他那儿来，他却把自己的脑子又放出去……这话是怎么说的，放到哪儿去了？那个词儿他把自己的脑子放到哪儿去，我忘记是怎么说的了，”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划着继续说，“哦，是的，去Ｓｐａｇｉｒｅｎ①。”
“游荡么？”
“是的，游荡，我说的就是这句话。他的脑子跑出去游荡，跑得太远，迷了路了。但是他是一个知道好歹的、敏感的小伙子，我清楚记得他还很小的时候，被抛弃在父亲的后院里，光着脚在地上跑着，小裤上只有一个纽扣……”
这个正直的小老头儿的话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多情善感、深深激动的音调。费丘科维奇浑身哆嗦了一下，似乎有所预感，马上紧紧抓住不放过去。
“是的，我当时自己还是一个青年人……我……不错，我当时只有四十五岁，刚刚来到这里。我当时很可怜这男孩，心中暗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买一磅……是的，一磅什么？我忘记它叫什么啦……一磅小孩子们很爱吃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医生又比划起手来。“树上结的，有人摘下来，大家都拿它送人。
……”
“是萍果么？”
“不，不！一磅，一磅，萍果是十个十个算的，不论磅……不，这东西很多，全是小的，放在嘴里，喀拉一响……”
“是胡桃么？”
“不错，就是胡桃，我说的就是这个，”医生不动声色地证实说，好象根本没有想不起词儿似的，“我送给他一磅胡桃，因为从来还没有人送给这孩子一磅胡桃过。我举起了一只手指，对他说：‘孩子！Ｇｏｔｔ
ｄｅｒＶａｔｅｒ，①，’
第四节
幸福对米卡微笑这在阿辽沙本人也是完全出于偶然的。他被传唤作证，免予宣誓。我记得从询问的开头几句话上，各方面就对他异常温和而且同情。显然事先关于他就传扬着极好的名声。阿辽沙的证词十分谦虚而且拘谨，但是其中明显地流露出对于他不幸的哥哥的热烈同情。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形容哥哥的性格也许是暴躁而耽于情欲的，但同时却是正直、骄傲、宽容的人，只要需要，甚至会乐意自我牺牲。他承认他的哥哥在最近的日子里，因为对于格鲁申卡的迷恋，因为和父亲吃醋争风，处于难堪的状态之下。但是他气愤地断然否定那样一种推断，就是说他的哥哥会为了图财而害命，固然他也承认这三千卢布几乎成了使米卡发狂的一块心病，因为他认为这是父亲用欺骗的方法没有给够他的遗产，他本来对于钱财并不贪婪，然而一提起这三千卢布来，却总要暴怒得发狂。对于两位“女太太”（如检察官所称的），那就是格鲁申卡和卡嘉之间争风吃醋的事情，他回答得含糊躲闪，对于其中一两个问题甚至完全不愿回答。
“不管怎样，您的哥哥曾对你说起过他想杀死他的父亲没有？”检察官问。
“您可以不回答，假如你认为必要的话。”他补充了这句话。
“没有直接说。”阿辽沙回答。
“怎么？是间接的么？”
“他有一次对我说过他对父亲有一种切身的憎恨，并且害怕……怕……在极端的情况下……在感到极端憎恶的时候……也许有可能杀死他。”
“您听到以后，相信他的话么？”
“我怕说出我是相信的。但是我永远深信有一种高尚的情感总会在致命的时刻挽救他的，实际上也真的挽救了他，因为杀死我父亲的不是他。”阿辽沙用洪亮得使全场都听得见的声音坚定地结束了他的话。
检察官哆嗦了一下，象一匹战马听到了军号声。
“请您相信，我完全相信你的想法是十分诚恳的，并不把它归因于您对您不幸的哥哥的感情，或者把它们混为一谈。您对于自己家庭里酿成的这整个悲剧抱有独特的看法，这是我们从预审中就知道的。不瞒您说，这种看法十分特别，而且和检察方面所得到的其他各种证词大相矛盾，因此认为有必要切实地请问您：您究竟是以什么事实作为依据，使您彻底深信您的哥哥并没犯罪，而是别人犯的罪，象您在预审时直率地指出来的那样。”
“在预审的时候我只是回答问题罢了，”阿辽沙平静而轻声地说，“我并没有自己对斯麦尔佳科夫提出指控。”
“但是您到底指出了他。”
“我是由于德米特里哥哥的话才这样说的。我在被传唤以前就已听人说到他被捕时所发生的一切情形，还讲起他自己当时曾指出斯麦尔佳科夫来。我完全相信哥哥是无罪的。假使不是他杀死，那么……”
“那么就是斯麦尔佳科夫么……为什么一定是斯麦尔佳科夫？为什么您这样坚决地相信你的哥哥没有犯罪呢？”
“我不能不相信我的哥哥。我明白他不会对我撒谎的。我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他没有对我撒谎。”
“仅仅是从脸上看出来的么？您的证据仅仅只是这个么？”
“我再也没有别的证据了。”
“关于斯麦尔佳科夫的犯罪，除了您哥哥说的话和他的脸色以外，你也没有任何一点点别的证明作为根据，是不是？”
“是的，我没有别的证据。”
检察官停止了讯问。阿辽沙的回答使旁听的群众感到极为失望。在开庭以前，我们这里就已经有人谈到斯麦尔佳科夫，有人听到什么风声，还有人指出某种事实来。有人说，阿辽沙已搜集到一些对于他哥哥有利并且可以证明那个仆人有罪的非同寻常的证据，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除去一些道德上的信念以外没有任何证据，从他是被告的同胞弟兄的关系上看来，这信念是很自然的。
但费丘科维奇也开始讯问了。他问什么时候被告对阿辽沙说他憎恨父亲，有可能会杀死他，是不是在惨剧前最后一次会晤的时候听到他说这句话的，阿辽沙在回答的时候，忽然似乎哆嗦了一下，好象现在刚想起并且注意到一件什么事情。
“我现在记起一件事情来，是连我自己也已完全忘记了的，当时我对这件事不大明白，现在却……”
阿辽沙显然现在才猛然想起。他兴奋地讲起他和米卡最后一次会晤，在晚上去修道院的路上，一株树下面，米卡捶着自己的胸，“捶着胸脯的上部”，对他几次反复地说，他有恢复他的名誉的手段，这手段就在这里，这地方，在他的胸脯上。
……“我当时以为他捶自己胸脯是指自己的心，”阿辽沙继续说，“说他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找到力量，以避免一桩什么可怕的耻辱，这耻辱正临到他的头上，他甚至对我也不敢讲出来。说老实话，我当时以为他讲的是父亲，他一想到他要到父亲那里去，做出什么野蛮的举动来，就感到羞耻得发抖，可实际上他当时就似乎指的是胸前的一件什么东西，我记得我的脑子里当时曾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心根本不在胸脯的那个部位，而是在下面，他捶的地方太高，就在颈子的下面，他一直指着这个地方。我当时觉得我的念头是愚蠢的，可是也许他当时就是指的那个里面缝着一千五百卢布的护身香囊……”
“就是的！”米卡忽然从座位上嚷道。“就是这样，阿辽沙，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就是用拳头捶在那上面。”
费丘科维奇急忙跑到他跟前，恳求他安静一点，接着就立刻紧紧钉住了阿辽沙不放。阿辽沙自己也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热烈地说出了他的猜想，他以为这所谓耻辱，很可能就是指米卡身上既带有一千五百卢布，本可以还掉他欠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债务的一半，但却仍然决定不还，而把它用在别的上面，也就是作为带走格鲁申卡的用费，假使她答应的话……“就是这样，准是这样，”阿辽沙带着突如起来的兴奋叫道，“我哥哥当时正是对我这样说，他本可以把一半、一半的耻辱（他当时几次说出‘一半’两个字！）立刻从自己身上卸下去，但不幸他的性格是那样软弱，竟办不到……他预先知道他不会这样办，也没有力量这样办！”
“你坚定而且清楚地记得他捶的就是胸脯的那个部位么？”费丘科维奇急切地问。
“清楚而且坚定，因为我当时就想到心的部位极低，为什么他捶得那么高，我当时还觉得我的念头是愚蠢的……我记得我觉得自己是愚蠢的……我的脑子里当时这样想了一下。因此我现在立刻想起来了。我怎么会一直没想起来呢？他说他有办法，但他不肯交还这一千五百卢布，指的就是这个护身香囊！我知道，别人转告我说：他在莫克洛叶被捕的时候，曾经大声说，他认为自己终身莫大耻辱的就是本来有方法可以把一半的债务（正是一半！）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她面前洗去贼名，然而他却到底没有能下决心去还，宁可在她的眼里成为小偷，也不愿放弃钱！可他为了这笔债务心里曾感到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啊！”阿辽沙最后感叹万分地说。
检察官自然也出面干预了。他请阿辽沙从头叙述一下这事的前后情况，还好几次坚持地问：被告捶胸脯的时候，是否真的仿佛确有所指？或许是单纯地用拳头捶捶自己的胸脯？
“并不是用拳头！”阿辽沙说，“恰恰是用指头指着，指着这个很高的地方。
……我怎么会一直没想起来呢！”
首席法官问米卡，他对于这个证词有什么话要说？米卡证实这事就是这样的，他正是指着在他胸前，就在脖子底下的一千五百卢布，自然这是一个耻辱，“无法否认的耻辱，是我一辈子最耻辱的行为！”米卡大声说。“我能还而不还。宁愿在她的眼里做一个小偷，却不肯还钱。而且最主要的耻辱就在于预先知道自己不肯还钱！阿辽沙说得很对！谢谢你，阿辽沙！”
阿辽沙的传讯结束了。重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总算找到了一桩事实，总算有了一件证据，尽管只是一件小小的证据，几乎只是对于证据的一点暗示，但它总还是可以稍稍地证明这个护身香囊是的确存在的，里面有一千五百卢布，被告在莫克洛叶预审的时候声称这一千五百卢布是“我的”，他并没有撒谎。阿辽沙很高兴；他涨红了脸，走到给他指定的座位上去。他许久还不住自己对自己说：“我怎么会忘记了！我怎么会忘记了！怎么刚刚现在才突然想了起来！”
开始传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刚一出现，大厅里就显出了某种不寻常的气氛。太太们拿起带柄眼镜和望远镜，男子们挪动着身子，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清楚些。以后大家全证实说，她刚走进来，米卡的脸就忽然惨白得“象一张纸”。她穿一身黑衣裳，十分谦恭，几乎近于畏怯地走到指给她的那个位置上去。
从她的脸上看不出她有心神纷乱的样子，倒是一种果断的神气在她阴郁的黑眼睛里流露出来。应该指出的是以后许多人说她在这时候的容貌特别美丽。她说话声音很低，但字句清晰，整个大厅都听得见。她的口气异常平静，或者至少努力显得平静。
首席法官开始谨慎而且特别有礼地发问，似乎生怕触及“某些心弦”，并对重大的不幸表示体谅的样子。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自己一开口回答人家所提出的问话，就坚定地宣称她是被告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抛弃我为止……”她轻声补充说。在人家问她关于她托米卡把三千卢布汇给她的亲戚那件事的时候，她坚定地说：“我给他这笔钱，并不让他马上汇出去。我当时已感到他正迫切需要钱……在当时那个时候……我给他这三千卢布，以他在一个月内汇出去为条件。以后他本犯不着为这笔债务白白折磨自己的……”
我不想转述所有的问题和她详细的回答，只准备传达她的证词中主要的意思。
“我坚信他早晚会汇出这三千卢布的，只要他从父亲那里一拿到款子。”她继续回答问题说。“我始终相信他的不贪婪和他的诚实……高度的诚实……在银钱一方面。他深信可以从父亲那里拿到三千卢布，这一点他对我说过好几次。我知道他和父亲不和睦。我永远相信，而且至今还相信，他是受了父亲的委屈。我不记得他对父亲有什么威胁的话。至少他在我面前一句话也没有说，任何威胁的话也没说过。假使他当时到我这里来，我立刻会平息他为了亏空我那笔不幸的三千卢布而感到的不安的，但是他没再到我那里去……而我自己……正陷于那么一种处境……不便去叫他来……何况我也没有任何权利为了这笔债务对他认真计较，”她忽然补充说，话音里流露出一种坚决的口气，“有一次我自己也从他手里借过一笔钱，比这三千还多些，我拿了这笔钱，尽管当时简直无法想象什么时候才能归还这笔债……”
在她的语调里似乎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就在这时候，该费丘科维奇发问了。
“这事不在这里，是在你们开始认识的时候，是不是？”费丘科维奇当时就预感到这里面有某种有利的情况，便谨慎地绕着弯子接口说。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尽管他部分地可说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从彼得堡聘请来的，但却一点也不知道当初米卡在另一个城里借给她五千卢布和“跪地叩头”这一段事情，她隐瞒着，没有对他说！这是很奇怪的。完全可以猜想，连她自己在最后一刹那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在法庭上讲出这段故事，只好到时候由灵感来决定。
唉，我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时刻！她开始讲述起来，把米卡对阿辽沙讲过的故事全都讲了，既包括“下跪”，也包括事情的起因，讲到她的父亲，也讲到她到米卡家里去的情形，但却没有一句话，一个暗示，提到米卡通过她的姐姐，提议“打发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到他家去取钱”的事。她慷慨地隐瞒了这一点，竟不惜把事情说得好象是她，是她自己当时凭着一时的冲动，抱着某种指望，跑到一位年轻的军官那里去，希望……从他手里借钱。这真是使人震惊。我听着，身上发冷，打颤，整个大厅的人全屏住呼吸，不放过每一句话。她说的这种事是少有的，因此即使以她这样敢作敢为，傲视一切的女郎，人们也几乎不敢想象她会作出这样极端坦率的供词，这样勇于献身，自我牺牲。而这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拯救一个对她变心并且侮辱了她的人，引起于他有利的良好的印象，以便能哪怕稍稍帮一点忙，有助于使他得救！的确，一个青年军官，把他最后的五千卢布，他在世上仅有的一切拿出来给人，并且恭恭敬敬地对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姐鞠了一躬，这形象是很令人同情，引人好感的，但是……我的心却难过得发痛了！我感到以后会发生谣言的！（而以后也果真发生了，发生了！）后来，全城的人都带着恶意的讪笑流传说，她所讲的故事，在讲到那个军官把女郎放走时，“好象只朝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的地方，
也许并不十分确实。大家暗示，在这地方有一点事实被“遗漏”了。“即使没有遗漏，即使全是实事，”甚至我们最可敬的太太们也这样说，“一个小姐就算是为了救她的父亲而做出这样的事来，也很难说是否是极为正当的！”难道说，以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那种聪明，那种病态的敏锐感觉，会预先想不到人们会这样议论么？一定是预先感到，却还是下决心全说了出来！自然，对于所讲情况是否实在的这一切下流的怀疑是以后才开始的，而在最初的一刹那间大家全都受了感动。至于那几位法官，更是带着一种虔敬的，甚至可以说是惭愧的沉默倾听着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话。检察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敢作任何进一步的盘问。费丘科维奇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哦，他甚至露出了几分胜利的神色。收获是很多的：一个人激于高尚的热情能把自己最后的五千卢布拿出来给人，以后却会为了三千卢布深夜里去杀死自己的父亲，这两件事简直是有点难以相容的。至少，费丘科维奇现在可以把抢劫的一层撇开了。“案子”仿佛突然给人以一种新的印象。
弥漫开了某种对于米卡有利的同情气氛。至于他呢……人家说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作证的时候一再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又倒在长凳上，双手捂住了脸。但在她说完的时候他忽然把两手朝她伸出来，用呜咽的声音说道：
“卡嘉，你干吗毁了我！”
说着就用全场都听得见的声音失声痛哭了起来。但接着马上又自己忍住了，大声喊道：
“我现在是永劫不覆了！”
随后，他就似乎呆呆地僵化在那儿，咬着牙，两手交叉紧按在胸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大厅里留了下来，坐在给她指定的椅子上。她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低垂着头。坐在她旁边的人们后来说她全身哆嗦了半天，象发疟疾似的。这时格鲁申卡来接受传讯了。
我现在就快要写到那桩也许确实毁了米卡的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了。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律师们以后也说，如果不发生这段插曲，罪人是至少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不过这话以后再说。现在先说两句关于格鲁申卡的事情。
她上堂的时候也穿着一身黑，肩上罩着她那块美丽的黑色围巾。她从容地迈着她那轻柔无声的脚步，微微地摆着身子，就象有时一些丰满的女人走路时常有的那样。她走近栏杆，凝视着首席法官，一次也不左顾右盼。据我看来，她这时显得非常美丽，脸色并不惨白，象一些太太们以后硬说的那样。她们还说她脸上一副专心致志的、恶毒的神色。我以为她不过是十分气恼，由于那些渴望瞧热闹的旁听的群众把轻蔑好奇的眼光盯着她而感到难堪。她具有骄傲的性格，不能忍受人们的蔑视。
她这种人只要疑心到有人对她轻视，就会立刻爆发怒火，渴望报复。自然还带着畏怯和暗中为这畏怯而感到的羞惭，因此她说起话来不免有点喜怒无常：一会儿愤恨，一会儿轻蔑而又特别粗鲁，一会儿又忽然露出真心诚意自怨自艾的口气。她有时说话就好象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似的：“无论出什么乱子，反正一样，我一定要说……”关于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来往的一层，她厉声说：“这全是不相干的事。他硬要缠住我，难道是我的错处么？”可一会儿以后又说：“这全是我的错，我拿他们两人开心，既取笑老头子，又取笑这一位，把他们两人弄到这种地步。都因为我弄出这些事来。”说话中不知怎么又提到了萨姆索诺夫。“这跟人家有什么相干？”她立刻用一种蛮横的挑战口气反驳起来。“他是我的恩人，当我家里把我赶了出来的时候，是他把我这个光着脚的人收留下来的。”首席法官还十分客气地对她说，应该直接回答问题，不要扯到无关的细节上去。可格鲁申卡却脸涨得通红，眼睛冒出火来。
她没有看见装钞票的信封，只从“坏蛋”嘴里听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三千卢布。“不过这全是蠢事，我笑得要死，怎么也不会到他那里去的。”
“您刚才说的‘坏蛋’是谁？”检察官问。
“就是那个仆人，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他的主人，昨天又自己吊死了的。”
人家自然马上问她：她有什么根据这样坚决地指控，但是她也同样没有任何根据。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自己对我说的，你们相信他就是了。那个拆散别人的女人害了他，一点也不错，她一个人是这一切祸事的根源，一点也不错。”格鲁申卡又加了这么一句，忿恨得似乎浑身哆嗦，嗓音里流露出恶狠的声调。
人家问她这指的又是谁。
“就指的是那位小姐，那个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当时叫我到她家去，给我吃巧克力糖，想拉拢我。她这人很少真正的廉耻心，就是这话……”
这次首席法官严厉地阻止了她，请她检点自己的话。但是一个发了醋劲的女人已经满心火冒，甘心破釜沉舟，什么也不顾了……“在莫克洛叶村里执行拘捕的时候，”检察官回忆起来，问，“大家看见，而且听见您从另一间屋子里跑出来，嚷着说：‘一切都怨我，我们一块儿去服苦役！’
这么说，那时候您已经相信他是杀父的凶手，不是么？”
“我不记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格鲁申卡回答，“当时大家叫嚷他杀死了父亲，所以我才感到这是我的错处，他是为我而行凶的。等到他说他没有犯罪，我就立刻相信他，现在还相信，而且将来也永远相信，他不是那种撒谎的人。”
轮到费丘科维奇发问。除了其他事情外，我记得他问起了拉基金和二十五个卢布的事情，“为了他把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领到您那里来。”
“他拿我的钱，有什么奇怪的，”格鲁申卡轻蔑地冷笑说，“他常到我这里来要钱，每月总要拿走三十卢布，差不多全是用在寻欢作乐上，他的吃喝是不用我帮助的。”
“为什么缘故您要对拉基金先生这样大方呢？”费丘科维奇不管首席法官怎样作出不耐烦的姿势，抢着问道。
“他是我的表弟呀。我母亲和他的母亲是嫡亲姊妹。不过他总央求我不要对这里的任何人说，怕为了我丢人。”
这个新的事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完全意料不到的，全城，甚至修道院里，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连米卡也不知道。有人说拉基金当时坐在椅子上羞惭得满脸通红。格鲁申卡不知怎么还在走进大厅以前就已知道他作了反对米卡的供词，所以生起气来。这一下拉基金先生刚才的整个那一番宏论，其中的全部高尚义愤，他关于农奴制，关于俄国人散漫混乱的大胆论调在公众的印象中都彻底完蛋，全部破产。费丘科维奇很高兴：上帝又意外开恩了。整个说来，格鲁申卡被传讯的时间不很长。她自然也不能说出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来。她给旁听的观众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在她作证完毕，在大厅里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很远的地方坐下时，几百双轻蔑的眼睛集中在她身上。她被传讯的全部时间内，米卡一声也不响，好象变成了僵硬的化石似的，垂眼瞧着地上。
证人伊凡·费多罗维奇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