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第二例的病人而言，基本上也是如此。她定下一个规则，不许长枕和床架接触，但是她并不知道这个规则的起因、意义和力量。她对于这个规则，无论坦然处之，或力加反抗，或坚决拒不执行；但都无效而非实现不可。她虽想探究原因，也属徒然。强迫性神经病的这些症候、观念和冲动，既无人能知其来源，又能抵御正常的精神生活所不能反抗的阻力，所以即使由病人自身看来，也觉得它们像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强有力的妖异，或混在人间旋涡中的鬼怪。我们在这些症候之中，显然可见有一个与其他方面相隔离的特别区域的精神活动。换句话说，这些症候大可为潜意识的证据；正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只承认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对于这些症候也束手无策，只能称之为特种退化的象征。强迫观念和冲动的本身原与强迫动作的实行相同，都不是潜意识的。因为它们如果不侵入意识，必不至于造成症候。但是由分析而发觉的那些前行的精神历程和因解释而发现的连锁关系则确为潜意识的，至少，在病人未因分析研究而明白其经过之前是这样的。
此外请再考虑下列各点：１各种神经病的各个症候都足以证实这两个例子的所有事实；２病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知道症候的意义；３由分析看来，这些症候起源于潜意识的精神历程，但是在各种顺利的状况下，这些历程又可一变而为意识的。因此你们可知精神分析如无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便无所施其技，而且我们还习惯于以潜意识为实有的东西而加以处理。也许你们还得承认，那些只知有潜意识一词，而从未分析，或从未释梦，或从未探究神经病症候的意义和目的的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简直没有发言的资格。我愿再三申明此事以唤起你们的注意；精神分析既可发现神经病症候的意义，可见潜意识的精神历程的存在有着不可否认的证据——或者，我们至少似有作此假定的必要。
但是还有一层。我们因为布洛伊尔的第二个发现——这是他一个人的功绩，我以为比第一个发现更为重要——就更明白潜意识和神经病症候的关系了。原来不仅症候的意义总是潜意识的；而且症候和潜意识之间还存在一种互相代替的关系；而症候的存在只是这个潜意识活动的结果。关于这一层，你们不久便可领会。我和布洛伊尔同有下面的这个主张：就是，我们每遇一个症候，便可断定病人心内有某种潜意识的活动，包含着症候的意义。反过来说，这个意义必先为潜意识的，然后症候才可发生。症候不产生于意识的历程；只要潜意识的历程一成为意识的，症候必将随而消灭。你们由此立即可以知道这里就是精神治疗的出路，就是消灭症候的一个方法。布洛伊尔曾用此法使他的病人恢复健康，或消除症候的束缚；他发现了一个方法，使病者把含有症候意义的潜意识历程引入意识，那些症候就随之消灭了。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并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由于病人的合作，然后才能进行这个幸运的观察。你们不要勉强将此事和你们已知的事互相比拟以求有所了解；你们应当承认这基本上是一种新事实，可用来说明许多旁的事实。因此，我还要把此事加以引申如下。
症候的形成实为潜意识中他事的代替。有些精神历程，在正常的状况下，必待发展到病人在意识内明白知道才罢。假使不能如此发展；或假使这些历程忽然被阻而成为潜意识的，那么症候便随之而起。因此，症候就是一种代替物；假使我们能用精神疗法而使这个历程重新还原，那么我们就可完成消除症候的工作了。
布洛伊尔的发现仍然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矗由后来研究的结果看来，可以证明症候消灭于潜意识的历程成为意识的历程之时，虽然要实行这个话，必将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的治疗工作就是将潜意识的某事转化为意识的某事；只有这个变化产生之后，我们的工作才可完成。
现在要再说几句题外的话，不然你们会推想这个治疗的效果未免完成得太容易了。依据我们已得的结论，神经病乃因不知道其所应当知道的精神历程而成。这很像苏格拉底的罪恶成于无知那句名言了。在分析的时候，有经验的分析家常很容易知道病人的潜意识情感究为何种。所以治疗起来应当没有多大困难，你只须告诉他这个知识，免除他的无知便够了。症候的潜意识的意义至少有一方面容易用此法治疗，虽然另一方面——即病人生活的已往经验与症候的关系——是不容易由此推测而知的；因为分析家本来不知道病人的所有经验，只好等病人记起来再告诉他。但就这一层说，有许多时候，也可假道以求。我们或可向病人的亲戚朋友探问他已往的生活；他们往往知道什么事引起他的创伤；或能将病人所不知道的事诉述出来，因为这些事发生于病人的幼童时期。现在如果将这两种方法合用起来，则病人的无知的病源或许不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消除。
要是这样就好了！但事情又出于我们的最初意料之外。这个知和那个知互不相同。知的种类不一，在心理学上决没有同等的价值。莫里哀说得好“Ilyafagotset
fagots”〔人各不同〕。医生方面的知和病人方面的知不同，也没有相同的效果。医生将自己所知道的告诉病人，那是没有效果的。这样说也许不够确切。我们可以说这个办法确不足以使症候消失；但是它另有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进行，而其第一个结果往往是一种坚决的否认。病人已经知道了前所未知的事——即症候的意义，但是他所知道的仍很有限。因此，我们乃知道无知也不止仅有一种。我们对于心理学问题须有湛深的了解，才可知道这些无知的区别。然而“知道症候的意义便可使症候消失”这句话，仍不失为真理。其所必需的条件是：这个知识必须以病人内心的改变为基础，而这个内心的改变又只成于以此为目的的精神治疗。我们于是在此碰到许多问题，不久就可视为症候构成的动力学了。
这里我不得不打住话头，而要问你们不觉得我所说的话太深奥而杂乱吗？我有没有往往说了一段话又加以限制；引起一连串思想，又任它掉落；以致使你们莫名其妙？假如真是如此，那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很不愿意为求简单而牺牲真理，我宁愿使你们充分觉得这个学科的复杂和困难，而且相信我告诉你们的话如果你们一时不能领受，那也是毫无妨碍的。我知道每一听众和读者都能将所听见和所读到的事实整理排列得适合自己的心意，缩长为短，化繁为简，而将自己想要记得的摘略出来。大概地说，这句话是不错的：就是，开始时听得越多，最后所得也越丰富。因此，我希望我的话虽很繁杂，但是你们却已懂得我所说的关于潜意识、症候的意义，以及二者的关系等各个要点了。你们也许还懂得我们此后的努力将循着两个方向进行：１知道人们如何得病，如何对于生活采取一种神经病的态度：这是一个临床的问题；２知道他们如何由神经病出发而产生病态的症候；这仍然是一个精神动力学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必定有一个互相接触之点。
今天我不想再进一步讨论了；但因下课时间未到，请你们注意上面两个分析的另一特性；那就是记忆缺失或健忘症thememorygapsor
amnesias，这又是以后才可完全明白其重要性的一点。你们已知道精神分析的治疗可归纳为下面一个公式：就是，凡属潜意识内的病原都须进入意识之内。现在这个公式又可代以另一公式：就是，病人所有的记忆缺失都必须加以补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设法消灭他的健忘症；你们听到这话，或许不免惊怪。其实这话的意思还是一样；即我们必须承认，症候的发展和健忘症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关系。但是假使你们考虑前所分析的第一例的病人，你们就会发现这个健忘症的观点难于证实；因为那唤起强迫动作的情境，病者尚未淡忘，却仍明白记得；对于形成症候的他种因素也未曾忘记。就第二个例，那举行强迫仪式的少女而言，其记忆也相同，不过较欠明了而已。她前几年的行为如坚持将父母和自己的卧房之间的门开着，使母亲不再睡在父亲的床上等事，她都确实未曾遗忘，而且明白记得，只是自觉不安而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例的病人，她虽曾无数次地实践她的强迫动作，但从未有一次觉得它和结婚之夜以后的情景有类似之点；即当要求她直接探索其强迫动作的起源时，她也不曾记起此事。同样，就第二例的少女而言不仅其仪式夜夜照例重行排演，即其仪式所由产生的情境也无不如是。二者都没有真正的健忘或记忆缺失；但是那理应存在无恙而可用以引起记忆的线索却都已被剪断了。这种记忆的障碍便足以产生强迫性神经病了；至于癔病，则有所不同。癔病常以范围较大的遗忘为其特征。大概地说，对癔病的每一单独症候的分析，都可引起已往的整个印象的线索；这些印象在被记起以前，可说是真正地被遗忘了。这个线索一方面逆溯而至最早的幼年，所以癔病的遗忘，好像和婴儿期的遗忘有一贯的关系，我们所以不明白精神生活的最早印象，就是由于婴儿期的遗忘。另一方面，使我们惊奇的是，病人所有最近的经验也易被淡忘，尤其是致病或使病加重的诱因，若不完全遗忘，也必至少有一部分记不起来。那些重要的细节或者完全忘掉，或者为假象所代替。大概地说，那些新近经验的回忆，总设法躲开分析者的注意，而使病人的整个经验留下一个引人注目的缺口；一直要到分析行将结束之前，新近经验的回忆才在意识中浮现出来。
这些记忆能力的损坏，我已说过是癔病的特征，而且有时症候性状态即癔病的侵袭〔thehystericalattacks〕虽已发生，却不必留有可以回忆的痕迹。因为强迫性神经病与此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推定这些遗忘的现象，乃是癔病的心理性质的一部分，而不是一般神经病的通性。这个区别的重要性可因下面的讨论而减少。一个症候的意义系由两种因素混合而成；即其来源itswhence和趋势或原因itswhitherorwhy，换句话说，即１症候所由发生的印象和经验，及２症候所欲达到的目的。症候的来源可分析而为种种印象，这些印象都来自外界，当初必曾经是意识的，后来可因被遗忘而成为潜意识的。至于症候的原因或趋势则常为内心的历程，最初或可为意识的，但也可永远不为意识的，始终逗留于潜意识之内。所以症候的来源或症候所赖以维持的印象是否也被遗忘，和癔病一样，都是不大重要的；至于症候的趋势，一开始既可能是潜意识的，所以足以使症候有赖于潜意识。这在癔病和强迫性神经病中都莫不如此。
我们既然如此看重精神生活的潜意识，当然不免引起人类对于精神分析的怨恨。你们不要因此惊异，以为这个反抗是由于对潜意识不易了解，或者不易求得潜意识存在的证据，我相信它有一种更深的动机。人类的自尊心曾先后从科学手内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我们把这个发现归功于哥白尼，虽然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表示过近似的观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而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的功绩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查理?达尔文，华莱士，及其前人的鼓吹，也曾引起同时代人的最激烈的反抗。然而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最难受的打击；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而且只要能得到少许关于内心的潜意识历程的信息，就不得不引以自满了。其实要人类观察内心的，也不仅是我们精神分析家，更不是从我们才开始的；我们不过是坚决地主张这是自己的本份，并坚决地用各人视为秘密的经验证据作出支持罢了。世人普遍地非难精神分析，甚至于不顾学者的态度和严谨的逻辑，就是由于这一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又在另一方面，被迫扰乱了世界的安宁，这一层你们不久便可知道了。
《精神分析引论》(德)弗洛伊德世界文化第十九讲抗拒与压抑我们对于神经病要更有所了解，则所需要的材料也更多；有两种观察是随手可得的。它们都很特别，开头还很令人惊异。我们去年曾做过预备工作，现在来讲必定容易了解了。
一我们去治疗病人的症候时，病人将始终对我们作强有力的抗拒，这种情形非常奇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最好不必将此事向病人的亲友谈起，因为他们总以为这是我们的托辞，想用来掩饰治疗上的持久或失败。病人表示这种抗拒，也不承认它是抗拒；我们如果能使他认识这一事实而予以承认，那就是治疗上的一大进步了。你想病人既因症候使自己和亲友如此不安，为了治疗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结果却为病症而拒绝一切的援助。这个话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但事实确系如此，假使你们责备我们不近情理，那么我们只须举一件类似事情就可作出答复；一个人因牙痛往见牙医，当牙医拿起钳子去对付他的腐齿时，他可又设法推脱了。
病人所表示的抗拒方式多而巧妙，往往难以认识；分析家须不断地小心提防。我们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采用的方法，想来你们已因释梦而熟悉了：我们设法使病人处于一种安静的自我观察的境地，不必试想任何事件，然后将内心所觉得的一切如感情、思想、记忆等，依其浮现于心中的先后次序一一报告出来。我们明白警告他，不许对于观念联想有所选择或取舍，无论是因为那些观念太“讨厌”或太“无聊”而说不出口，或因为它们太“不重要”，或太“无关系”或太“无意义”而没有诉述的价值。我们要使他只注意浮现在意识表面上的观念，放弃任何方式的抗议；又告诉他治疗的成功，尤其是治疗时间的长短，都随他是否力守这个基本的规则而定。由释梦的方法看来，我们知道凡属力加怀疑或否认的联想，常包含着导致发现潜意识的材料。
这个规则建立之后，随着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病人以它为抗拒的第一目标。病人用种种可能的方法以求逃脱它的束缚。他先说心内一无所有，其后则说想到的太多了，以致无从选择。其次，我们惊诧地觉得他现在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批驳另一观念；这由他谈话时有时间的停顿可以推想而知。最后，他乃宣称自己确实不能诉说自己感到羞惭的事，于是这个情感就使他不再遵守信约了。或者，他想起一件事，但这件事是与他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所以可以不必照规则行事。或者，他刚想到的事，实在太不重要，太无意义，或太荒谬绝伦，以为我决不至于要他报告这种思想。他这样拖延着，忽而用这个方法，忽而用那个方法，他不断地回答要说出一切，结果等于一事未说。
无论那一个病人，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以提防分析者的进攻。有一病人平时非常聪敏，就用这种方式把他一度至为亲切的恋爱隐藏达数星期之久；我说他不应破坏精神分析的规则，他辩白说，这是他的私事。精神分析的治疗法自然不能容许病人有这种庇护权，假使照此办理，那么就等于我们一面设法逮捕罪犯，又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并禁止在市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旁边的广场上抓人。这个罪犯自然只能隐身于这些安全的处所了。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决定允许给某人以这种例外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他的作事能力，而他是一个文官，因受誓约的束缚，不能将某种事件告诉他人。他对结果确实感到满意，但我却感到不满意；从此，我乃决心不再施术于这种条件之下了。
强迫症的病人常因多心或疑虑而易于使我们施术的规则几归无用。焦虑性癔病的病人有时使此规则变成荒谬可笑，因为他们只引起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使分析无从着手。但是我并不愿意告诉你们这些治疗上的困难。你们只须知道我们由于决心和坚忍，终于能使病人稍稍遵守施术规则；然而他们的抗拒又完全换了一个方向。此时表现为理智的批判了，用逻辑作工具，将一般人对精神分析学说所指出的困难和不可靠之点引为己用。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从每一病人口内，听到科学界对我们共同施加的一切批判和抗议。外界批评家对于我们的指摘，没有一点新的东西。这确是小茶杯里的风浪。然而病人仍然可以理喻；他很喜欢我们去教导他，驳倒他，且指出若干参考书给他，好使他有进一步的了解；总之，分析如不牵涉他在内，他就立即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但是就在这个求知欲中，也可看出他的抗拒；原来他是想借此逃避面前的特殊工作，我们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就强迫性神经病而言，其抗拒还利用一种特殊的策略，那是在我们意料之内的。分析既顺利进行，不受牵掣，所以病案中的所有问题逐渐明了，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奇怪这些解释为什么没有实际效果而使症候获得相当的改善。结果才发现强迫性神经病的抗拒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使我们变得束手无策。病人似乎在对自己说下面一类的话：“这都是很有趣的。我很愿意继续受分析。假使它都是真的，当然对我有许多好处。然而我一点都不相信，既不相信，我的病就决不会受影响。”如此既久，终于这一点耐性也没有了，于是又表示出坚决的反抗。
理智的抗拒不是最坏的一种；我们常常能战胜它。然而病人却知道如何在分析本身范围内力加抗拒；所以征服这些抗拒乃是分析法上最艰苦的工作。病人不回忆已往生活中的某种感情和心境，而是将这些感情和心境再行表现出来，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反抗医生和治疗。假使他是一个男人，他便常借助于他和父亲的关系，而使医生权代其父；他力争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或由于野心而反抗，野心的最早期的目的就是争取与父亲平等或胜过父亲，或且因不愿再次负感恩图报的责任而反抗。有时我们觉得病人想找分析家的过错，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好心好意的愿望。妇女们为了达到抗拒的目的，便巧于移爱于分析家；当这个爱好达到了某种强度，则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消灭了。随此而来的妒忌以及受到无论如何婉转的拒绝后而发生的怨恨，都不得不破坏她和医生的私人关系，因此，分析乃失去了一种最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对于这种抗拒不应严加谴责。因为这些抗拒包含有病人已往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流露方式这样地使人信服，所以分析家的技术若很精巧，就可把这种抗拒直接转为对自己的莫大帮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材料常先作为一种抗拒，一种伪装，而有碍于治疗。我们还可以说病人用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自我的性格特性和个人态度。这些性格特性随神经病的状况和要求而呈现出来，我们因此观察到了一些平常不轻易明白出现的材料。你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将这些抗拒的出现视为威胁分析治疗的意外危险。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抗拒是势必出现的；只有当它们不能明确地被唤起而足以使病人明白其为抗拒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不满。因此，我们知道了克服这些反抗，乃是分析的重要工作，是使治疗稍见成效的明证。
除此之外，你们还须注意病人往往利用分析时所有偶然发生之事——如分散注意的事物，或朋辈中他所信仰的人对于精神分析的指摘，或足以增加神经病强度的一切机体失调等——以阻挠分析的进行；甚至于病状每一改善都可引为反抗治疗的动机。由此，你们大概可以知道分析时必须遇见和克服的抗拒究有何种力量和方式了。关于这一点，我所以如此不厌其详，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关于神经病的动力学概念，就是根据于我们所有病人对自己症候的抗拒治疗的经验。布洛伊尔和我原来用催眠术作为实施心理治疗的工具。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完全受治疗于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我最初也采用这个方法。我承认那时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时间也较为经济；但其疗效常有反复而不持久；因此，我最后放弃了催眠术。我知道催眠术只要仍被应用，这些病症的动力学就没有了解的可能。因为在催眠时，病人的抗拒是医生观察不到的。催眠打消了抗拒的力量，固然可以开辟一部分地盘供分析的研究，但是，反抗力因此积聚在这部分的界线之上，无法攻破；便与强迫性神经病的怀疑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因此，我可以说只是丢了催眠术之后，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
假使抗拒的测定有如此的重要性，那么与其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就不如慎重从事为好了。也许有些神经病确因其他原因而联想停滞，也许对于我们学说的那些驳斥的确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也许我们不应随便将病人的理智的抗议视为抗拒的表示而置之不理。不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对于这件事的判断，并不是草率从事的；我们有机会观察这些批判的病人在他们的抗拒出现之前及其抗拒消失之后。受治疗的时候，抗拒的强度不断发生变化；当我们迫近一个新问题的时候，他的反抗力常随而增加；当我们加以研究的时候，其反抗力乃升到最高度；当研究完毕的时候，其反抗力也随而消失。假使我们不犯有方法上的错误，必不至于立即引起病人可能的充分反抗。所以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同是一人，在分析的过程中，再三地忽而批判反驳，忽又默尔而息。我们如果让病人特别感痛苦的某些潜意识材料侵入他的意识，他便极端地表示抗议；即使他以前曾有所了解而已接受了许多，但是此时也不免前功尽弃；在他尽力反抗的时候，他的行为正类似于智力缺陷或“情绪性迟钝”emotionalstupidity者的行为。假使他因我们的帮助而克服了这个新的抗拒，他就重新获得了理解的能力。他的批判力不能独立行使，所以我们不必加以重视；它只是情绪的奴隶，受着抗拒的支配。凡是他不欢喜的事情，他很巧妙地加以驳斥；凡是合乎脾胃的事情，立即信以为真。也许我们都是如此的；一个受分析的人，其理智所以显然受感情生活的支配，就是因为他在分析时受到如此有力的压迫。
我们对于这个事实，对于病人奋力反对症候的解除和心理历程恢复常态这一事实，究竟如何解释呢？我们说这里遇见的是一种强力的余波，在反对治疗的进行；当时引起病症的也必定是这同样的力量。当症候形成的时候，必定也有过某种历程，这种历程的性质如何则可由我们治疗的经验推想而得。由布洛伊尔的观察看来，我们已知道症候的存在必须先有某种精神历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不能引起意识；症候就是这种未完结的历程的代替物。我们现在知道那些我们猜想在工作着的力究竟在哪里。病人必曾努力使有关的精神历程不能侵入意识，结果乃成为潜意识的；因为是潜意识的，所以有构成症候的能力。在分析治疗时，这同样的努力又活动起来以反抗化潜意识为意识的企图。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抗拒的方式。由抗拒而可想见的致病历程则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
现在要更精确地来叙述这个压抑历程的概念。这个历程是症候发展的主要的先行条件，但是它与他种历程不同，它没有平行的现象。试举例说明，有一冲动或精神历程想要实现而成动作：我们知道这是可因动作者的“拒绝”或“责难”而遭受抵制；那时精神历程的所有力量因退缩而减弱，但是仍能存留于记忆中。这整个决断的经过是动作者自我Ego所充分认识的。假使这同样的冲动受到压抑，结果将大不相同。冲动的力量仍然存在，但在记忆上会不留痕迹；自我虽无所知，而压抑的历程仍可完成。因此，这个比较仍不足以使我们对于压抑的性质有较深的了解。
压抑一词可因某些理论的概念而有较明确的意义，我现在就来说明这些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一要从“潜意识”一词的纯粹叙述的意义进而叙述其系统的意义systematic
meaning；这就是说，我们决计认为一种心理历程的意识或潜意识仅仅是该历程的属性的一种，但不必是决定性的。假定这种历程是潜意识的，那末其不能侵入意识也许仅是它所遭遇的命运的一个信号，而不必就是它最后的命运。为了获得这个命运的更具体的观念，我们可以说每一心理历程——可是有一例外，以后再说——先存在于潜意识的状态之内，然后发展而变成意识的状态，正好象照像先是一张底片，然后印成正片，变成图像。但不是每一底片一定都印为正片，同理，每一潜意识的精神历程也不必都化为意识的。这个关系最好说明如下：每一单独的历程都先属于潜意识的心灵系统；然后在某种条件之下，由这个系统更进而为意识的系统。
关于这些系统的最粗略而便利的概念是一种空间的概念。因此，潜意识的系统可比作一个大前房，在这个前房内，各种精神兴奋都象许多个体，互相拥挤在一起。和前房相毗连的，有一较小的房间，象一个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负守门之责，对于各种精神兴奋加以考查，检验，对于那些他不赞同的兴奋，就不许它们进入接待室。你们立即可以知道，那守门人究竟是在门口逐出任何冲动，或究竟是等到冲动侵入接待室之后才将它们赶出，那都不大重要；因为那只是他在辨认上的周密敏捷的程度问题。这个比喻现在可用以扩充我们的名词。前房内，潜意识内的兴奋不是另一房子内的意识所可察知，所以它们开始是逗留在潜意识内的。它们如果进迫门口，而为守门人赶出来，那么它们就不能成为意识的；那时我们便称它们为被压抑的。但是就是被允许入门的那些兴奋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只是在能够引起意识的注意时，才可成为意识。因此，这第二个房间可称为前意识的系统thepreconscioussystem。而且因此，这变成意识的过程可保留为纯粹的叙述的意义。我们如果称任何一种冲动是被压抑的，意思就是说它因为守门人不许它侵入前意识，以致不能冲出潜意识。至于守门人乃是指我们在分析治疗时去解放被压抑的意念而遇到的抗拒。
你们或将以为这些概念既粗略而又古怪，不是科学的叙述所可允许的。我知道它们失之简略；甚至知道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除非我错了，否则我们还有较高明的概念来代替它们；至于那时你们是否仍然以为它们是古怪的，我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它们暂时总可以作为解释的有用的帮助，就象安培的游泳在电流中的侏儒，只要它们有助于说明，就不应被我们所蔑视。然而我仍以为这些简略的假说，这两个房间及二者中间的门口的守门人，这站在第二个房间末端作为观察者的意识，都与实际的情形大致相似。而且我愿意你们承认我们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等名词，比起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或应用的下意识sub－conscious，交互意识inter－conscious，和并存意识co－conscious等名词更较少偏见，而且比较容易自圆其说。
假使是如此，那么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进而推想到，我们用来解释神经病症候的心理系统的假说就能具有普遍的效用，从而使常态的机能更为明显。这自然是很对的。这个结论，我们暂时不能详述；然而假使我们可以因病态心理的研究，而对于向来神秘莫测的常态心理的机能更有所了解的话，则我们在症候形成的心理学上的兴趣，必将大大增进了。
再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看出这两个系统及其与意识的关系那些概念的根据吗？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守门者就是使显梦形式受其支配的稽查者。那唤起梦的刺激的白天遗留的经验，是前意识的材料；这个材料在夜间睡眠时，受到潜意识以及被压抑的欲望和激动的影响；从而利用本身的力量，加上联想的关系，造成梦的隐义。这个材料在潜意识系统的支配之下，受意匠的经营，如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其经过的情况，连常态的精神生活即前意识的系统都无从得知，也难以承认。这个机能的不同乃是这两个系统的区别；前意识和意识的关系是一个永久的特性；所以从它对意识的关系便可决定任何一种历程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哪一个。梦也不是病态的现象；每个健康的人睡眠时都会作梦。关于梦和神经病症候的每一推论，也都可应用于常态的精神生活。
现在关于压抑作用的话已经讲过了。它只是症候形成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症候是被压抑作用所驱回的某些其他历程的代替物；然而即使给我们以压抑作用，我们仍然要有长时间的研究才能了解这个代替物的形成经过。压抑作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哪一种精神的激动才被压抑？压抑背后究竟有什么力量？有什么动机？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只在某一点上略有所知。当我们研究抗拒作用的时候，知道抗拒的力量出自自我，出自明显的或潜伏的性格特性：所以，也就是这些力量造成压抑作用或者至少起了一部分压抑作用。现在我们知道的仅以此为限。
我想要叙述的第二种观察现在可以帮助我们了。我们利用分析，常可发觉神经病症候背后的目的。这对于你们自然不是一种新的事实：我已在前面讲过的两种神经病里指出了这个事实。然而两个神经病例子究竟能指出什么呢？你们当然有权要求两百个或无数例子来加以说明。但是我可不能同意。因此，你们不得不依赖亲身的经验或信仰，至于这种信仰，则可用各精神分析家所公认的证据为基矗你们记得，就前二例而言，由于症候分析的结果，使我们深入到病人秘密的性生活。第一例症候的目的或趋势特别显著；第二例或许受了另一因素的影响而稍嫌模糊；这另一因素留待以后再述。从这两个例子可以推知其他受分析的例子都莫不如此。无论何时，我们都会因分析而推知病人的性的经验和欲望，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得不肯定症候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性欲的满足；病人想用症候来达到满足性欲的目的；所以，症候实际上是不能获得的满足的代替物。
试再考虑第一例病人的强迫动作。这个女人不得不和所热爱的丈夫分居；因为他的缺陷，她不能和他共同生活。她又不得不对他忠实；因此，不能用他人顶替丈夫的位置。她的强迫性症候正好满足了她的私欲；她可因此抬高丈夫，否认而辩护他的缺点，尤其是他的阳萎。这个症候基本上是一种欲望的满足，正和梦相同；它尤其是性爱欲望的满足，而梦则不常如此。就第二例病人而言，你们知道她的仪式的目的在于阻止父母的性交或再生一个孩子；你们或许以为她基本上是想借此仪式使自己代替母亲。因此，这个症候的目的也在于想排除性欲满足的障碍，以满足病人的性欲。第二例的复杂之点，不久即可细述。
这些话不是可以在以后普遍应用的；我请你们注意我所说的关于压抑作用，症候形成和症候解释的话都得自三种神经病的研究，现在可应用的也只限于这三种神经勃—即焦虑性癔病anxietyhysteria，转变性癔病conversionhysteria和强迫性神经玻这三种病，我们常合称为移情神经病transfernceneu－rosis，都可以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其他神经病则尚未如此严密地经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就其中某一类病而言，其所以无人研究，显然是因为没有受治疗影响的可能。你们不要忘记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它的研究还需要许多时间和麻烦，而且不太久以前，还只有一个人在实施此法；但是我们现在正从各方面对于非移情神经病的症状有了较深切的了解。我希望将来能告诉你们，我们的假说和结论如何因适应这种新材料而逐渐发展，还能表明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在我们的知识上并不产生矛盾，反而增加了我们知识的统一性。因此，前面说过的一切仅适用于这三种移情神经病，我现在想加上一句，将可使症候的意义更增加其明了的程度。对于致病的情境若加以比较的研究，便可产生下面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就是，这些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现实不容许他们满足性欲而使他们感到某种缺失。你们将会看到这两个结论是如何完美地互相补充。于是症候乃可被解释为生活中所不能满足的欲望的代替满足了。
我说神经病的症候是性的满足的代替物；这句话确可引起种种抗议。今天我只准备讨论其中的两种。假使你们有人曾经分析过大量的神经病人，你们或许会摇头说：“这句话对有些症候就不适用；因为这些症候似乎含有一种相反的目的，想要将性的满足加以排拒或制止。”你们这个意见，我不想争辩。就精神分析而言，事情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否则也用不着精神分析来解释了。前举第二例病人的仪式确有许多动作可视为有这种禁欲的意味；如将时钟移开以防止夜间阴核的勃起，又如提防器皿跌碎，意欲保存她的童贞。就已被分析的上床的他种仪式而言，这种禁欲的意味更为显著；其整个仪式似仅为反抗性的回忆和诱惑的防御工作。然而我们由精神分析早已知道，相反之事并不构成矛盾。我们或可扩充这个说法，以为症候的目的不是性的满足就是性的制止；癔病以积极的欲望满足为要点，强迫性神经病则以消极的禁欲意味为要点。症候可用以达到性欲满足的目的，也可用以达到禁欲的目的，因为这个两极性polarity在症候机制的某一因素上有极其妥适的基础，只是这个机制，我们还没有机会提到而已。其实，症候乃是两种相反的互相冲突的倾向之间调和的结果；它们一方面代表被压抑的倾向，一方面代表那抑制其他倾向而引致症候的主动倾向。这两个因素必有一个在症候中较占优势，但另一个也不必因此完全失去地位。就癔病而言，这两种倾向常合现于同一症候之内，就强迫性神经病而言，这两个部分常有分别；那时的症候是双重的，含有两种相互抵消的动作。
至于第二种抗议便较难处置了。你们如果将症候的解释统统加以讨论，你们首先会以为性的代替满足的概念必须极力扩充才可以包括这些解释在内；也会指出这些症候不能提供实在的满足，它们只是再生一个感觉或实现一个由某种性的情结而引起的幻想。再者，你们还会以为这个明显的性的满足往往是幼稚的，无价值的，也许近似一种自淫的动作，或者使人想起早在儿童期久已制止的丑恶的习惯。而且你们还会表示惊奇，认为为什么竟有人将虐待的或令人骇怕的或不自然的欲望的满足也都看成是性的满足。其实，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除非先对人类的性生活作彻底的研究而规定“性的”一词的范围。
《精神分析引论》(德)弗洛伊德世界文化第二十讲人们的性生活“性的”一词究竟有何种含义，你们一定会以为是无可怀疑的。第一，所谓“性的”，当然是不正当的，是不应出之于口，见诸笔墨的。从前有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学者，他有几个学生想要使老师相信癔病的症候常有性的意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引他到一个患癔病的女人床边。这个女人的症候显然是摹仿着生孩子的动作。但是那老师说：“生孩子一事不见得就是性的埃”那当然是对的，生孩子不一定就是不正当的事埃我知道你们不赞成我对于这种重大的问题也说笑话。但是，这句话也不全是笑话。老实讲，要给“性的”一词下一确切的定义，那是不容易的。也许，只有和两性差异有关的事才可用作“性的”一词的定义；但是，你们要知道那又是太空泛而不确定了。假使你们以性的动作本身为一中心点，你们也许以为“性的”意即指由异性的身体尤其是性的器官上所得到的快感的满足；就最狭义说，意即指生殖器的接合和性的动作的完成。但是照这么说，你们几乎以为“性的”和“不正当的”有同一的含义，而生孩子一事真的与性无关了。假使你们以生殖的机能为性生活的要义，那么你们不免会将手淫甚至接吻等事也排斥于“性的”定义之外，但是手淫，接吻虽不以生殖为终点，却无疑是性的。我们已知道要下定义总不免引起困难；这里就不必再作这种尝试了。我们或可怀疑“性的”这个概念必不能有完善的定义。但是笼统地说，“性的”一词的意义究竟如何，又是大家都知道的。
据一般的见解，“性的”含义兼指两性的差别，快感的刺激和满足，生殖的机能，不正当而必须隐匿的观念等。这个见解在一般生活上虽然适用，但在科学上就不够了。因为艰苦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只有克己自制的精神才有可能已经表明，有些人的性生活与常人不同，这些人可称为“性的倒错者”theperverts，他们当中有一种人似乎在生活里没有什么两性的差别。由他们看来，只是同性的才可引起性欲；异性尤其是异性的生殖器对于他们绝对没有性的刺激，甚至于成了一种恐怖的对象。因此，他们完全没有生殖的机能。这种人可称为同性恋者。他们往往在别方面的心理发展，无论是理智的或伦理的，都有无可指摘的高尚标准，只因有此特点而略感缺陷。科学家称他们是人类的一个特种，即所谓“第三性”“third
sex”，与其他两性有均等的权利。这个意见，以后或可有机会加以批判。他们自然不是他们自己乐于自诩的人类中的“优异者”；他们里头至少也有与其他两性一样多的低劣的和无用的个体。
这些性的倒错者原也至少因有情欲的对象而达到常人所欲达到的目的。但是他们当中有许多种变态的人们，他们的性活动和一般人所感兴趣的相离很远。这些人的种类既多，情形又很怪诞，所以或可与布劳伊格赫尔所画用以表示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种种怪物，或福楼拜所描写的在他的悔罪者面前所走过的一大队衰老的神像和崇拜者相比拟。这乱七八糟的一群，如果不使我们完全迷惑，我们便须加以分类。因此，他们遂被分为第一类，其性的对象已变，与同性恋者相同；第二类，其性的目标已变。属于第一类者，都不要生殖器的接合，而以对方的其他器官或部位代替其生殖器例如以嘴或肛门代替阴道，既不管有无妨碍，也不问是否可耻。另一些人虽仍以生殖器为对象；但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性的机能，而是因为他种相近的机能。就这些人而言，他人视为不雅驯的排泄机能也足以引起他们的整个性的兴趣。还有些人完全不以生殖器为对象；但以身体的其他部分，如妇人的胸部，脚或毛发等，为情欲的对象。还有些人，甚至以为身体的部分也无意义，反而一件衣，一只鞋，或一袭衬衣尽可满足他们的情欲；这些人无异于拜物教的信徒。等而下之，还有些人大体上虽也要有对象；然而他们的要求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太可怕了——甚至求之于不能抵抗的死尸，由于受犯罪的强迫观念的驱使，竟以此为满足欲望的工具。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不必多说了！
属于第二类的性的倒错者，其性欲的目标仅为常人所做的一种性的预备动作。有些人或看或抚摩，或窥视别人最秘密的行动，以求性欲的满足；有些人则裸露身体所不应裸露的部分，模糊地希望对方也报以类似的动作。还有些不近人情的虐待狂者，专门想给对方以苦痛和惩罚，轻一点的，只是想使对手屈服，重一点的，直至要使对手身体受重伤。与虐待狂者相反的是被虐待狂者，他们只求为对手所屈服，或惩罚，无论是实在的或象征的。还有些人兼有这两种病态的现象。最后，我们还知道属于这两大类的性反常者每类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实际上求其特殊方式的性欲的满足，第二种仅在想象中求满足，不必有实在的对象，而代之以创造的幻想。
这些癫狂的，怪诞的，骇人听闻的活动确实构成了这些人的性生活的活动，是毫无可疑的。不仅他们自己是这么想，承认它们的代替性质；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活动在他们生活上所占的地位，正如常态的性的满足在我们的生活上所占的地位一样；具有同等的或更大的牺牲。我们还可以约略地或详尽地描绘出这些变态现象究竟在哪里和常态的相混同，在哪里和常态的有歧异。你们还要知道性的活动所有不正当的性质在这些方式里仍然存在着：有时其强度增加到令人厌恶的地步。
我们现在对于这些变态的性的满足方式究应采取何种态度呢？我们如果表示愤怒厌恶，并自信没有这些欲望，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这不是问题的要点。这种现象和他种现象正相类似；你如果借口以为这些现象是古怪的、不常见的，所以想置之不理，避而不谈，那是容易被驳倒的，因为这些现象是很普通的，到处可见。但是假使你们以为这些现象都仅为性本能的变态，我们对于人类的性生活的理论不必因此修改，那就不得不有一种严肃的答辩了。我们如果不能了解这些性的病态的方式而使它们和常态的性生活联系起来，那末常态的性生活也必没有了解的可能。总之，我们在理论上须完满地解释一切倒错的存在及其和常态的性生活的关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利用一个观点和两种新证据的帮助。那个观点应归功于伊凡?布洛赫；在他看来，“一切倒错是退化的征兆”之说是不可靠的；因为无论什么时代，由远古而至现代，无论什么民族，由最原始的而至于最文明的，都无不有这种性的目标和对象的变态，而且这种变态现象有时也为一般人所容许。至于那两种证据则得自精神分析对于神经病人的研究；它们在性的倒错的理论上有重大的影响，那是毫无可疑的。
我们已说过神经病的症候是性的满足的代替；也说过，要从症候的分析来证明这句话，是不免有许多困难的。老实说，我们要把那些所谓“倒错的”性的需要看成是一种性的满足才对；因为症候的解释用这个话为根据是太频繁了。同性恋者自夸是人类的优秀阶级，但是假使我们知道每一个神经病人都有同性恋的倾向，而大部分的症候又都是这种潜伏的同性恋倾向的表现，便可见这种夸耀就马上站不住脚了。那些公然自称是同性恋者的人，只是他们同性恋的倾向是自觉的或明显的；这些人的数目，比起仅有潜伏的同性恋倾向的人来，实在是微乎其微。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选择同性为对象这一回事看成是爱的能力的一个常型，而且正日益知道这个事实的特别重要。同性恋和常态的区别当然并不因此而取消；这些区别在实际上仍然重要，但在理论上的价值却大大减少了。我们甚至于要下一结论，以为妄想狂paranoia是精神错乱的一种，现在已不再属于“移情神经脖常因企图抑制其强有力的同性恋的倾向而起。你们或许还记得前述的一个病人，在强迫的动作中，摹仿一个男人——即和她已经分居的丈夫——的行为，神经病的女人常产生这种以女装男的症候。如果这在实际上不能归因于同性恋，但确实与同性恋的起源有极密切的关系。
也许如你们所知道的，癔病这种神经病能在身体的各个系统如循环、呼吸等发生症候，因此，可扰乱身体上的一切机能。根据分析的结果，我们知道那些以其他器官代替生殖器的所谓倒错的冲动都在这些症候里表现出来。因此，他种器官也可为生殖器的代替：我们正是由于对癔病的症候的研究，才知道身体器官，除了它们原有的机能之外，都兼有性的意味，而且性对它们的要求若太强大，则原有机能便受牵掣。所以，在与性无关的器官中，我们遇到的作为癔病的症候的感觉和冲动都不外是变态性欲的满足。由此，我们更可知营养器官和排泄器官究竟如何可用以产生性的激动。性的倒错也可有同类的征象；只是性的倒错的症候较易辨认，而癔病的症候的解释则煞费周折。此外，你们还要以倒错的性的冲动属于病人人格的潜意识的部分，而不属于意识。
在强迫性神经病的许多症候中，最重要的是因精力过度而造成的施虐狂的性的倾向的目标的变态。这些症候依据强迫性神经病的组织，主要用于抗拒那些变态的欲望，或表示其满足和拒绝之间的冲突。然而满足是不走捷径的；它知道如何在病人的行为中回环曲折以达到其目的，而使他宁愿自讨苦吃。这种神经病还有他种方式，如过分烦愁和深思等；又如过分地将常态中仅属预备的动作，视为性的满足：例如窥视，抚摩，及探索的欲望。于此，我们乃可说明这种病为什么以接触的恐惧和强迫的洗手占很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强迫性动作都是变了样子的手淫，而手淫则可视为各种性的幻想的唯一的基本动作。
我本不难更详尽地说明倒错和神经病的关系，但是我相信我所说的话已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不要因为倒错的倾向在症候的解释上占一重要地位，便过高估计人类的这些倾向的常见性和强烈性。你们已经知道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玻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此事经过如何，你们以后便可了解。无论如何，你们总可以知道这种“侧面的”阻遏势必增大倒错冲动的势力，所以常态的性的满足实际上如果没有妨碍，则倒错冲动的力量必较为薄弱。此外在明显的倒错状态中还看到一种类似的成因。就许多例子而言，性本能或因暂时的受阻，或因永久的社会制度的障碍，而很难获得常态的满足，则倒错的状态便可引起。就其他例子而言，则倒错的倾向与这些条件全无关系；它们好像就是某人性生活的原本状态。
你们也许暂时觉得这些话不足以解释常态性生活和倒错性生活的关系，反而增加混乱。但是你们要记得下面这一论点。假使性的满足的实际障碍或缺乏，确能使那些原来不暴露出倒错倾向的人们现在表现出这种倾向，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断定这些人较易招致倒错的症候；或者换句话说，他们的体内潜伏有倒错的倾向。因此我们就达到了上面所说过的第二种新证据。根据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已知道儿童的性生活也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分析症候而引起的回忆和联想常可追溯到儿童期的最早年月。由此所发现的一切，近来已一一为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所证实。因此，我们乃知道一切倒错的倾向都起源于儿童期，儿童不仅有倒错的倾向，而且有倒错的行为，和其尚未成年的程度正相符合；总之，倒错的性生活意即婴儿的性生活，不过范围大小和成分繁简稍有不同罢了。
现在你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倒错现象，而不再忽略它和人类的性生活的关系了；然而，这些骇人听闻的新发现可能会引起你们不快的情绪！第一，你们肯定要否认一切——否认儿童也有所谓性生活，否认我们的观察的真确，否认儿童的行为和后来倒错的行为有任何关系的那个论证。现在先来说明你们抗议的动机，然后再略述我们由观察而得的事实。你们要说儿童没有性生活——如性的激动，性的需要，性的满足等，只是到了十二岁至十四岁才突然获得，那是不符合一切观察的结果的，在生物学上是无意义的，同假定他们生来本没有生殖器，只是到青春期内才开始勃发一样地荒谬。其实，青春期所引起的是生殖机能，这个机能呈现作用之后，乃利用身体和精神中已有的材料以达到其原有的目的。你们的错误在于分不清性生活和生殖，因此，不能了解性生活、倒错的症候和神经玻这个错误还包含着一层意义。奇怪的很，这个错误的起因在于你们自己都曾经作过孩子，而且作孩子时，都曾受教育的影响。教育的最重要的社会任务之一是使那作为生殖机能的性本能接受个体本身的约束和控制这便是社会的要求。所以，社会为了自己的幸福，就要使儿童的充分发展暂时延缓，等到他在理智的成熟上有相当的程度再说，因为可教育性实际上是随性本能的完全发动而停止的。反之，性本能失去控制，必将溃决而不可收拾，则苦心建设而成的文化组织将被扫荡而去。但是控制也不是容易的事；控制的成功常微不足道，有时却又嫌太大了。社会的基本动机是属于经济的；因为社会的各分子没有工作，社会便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社会总希望不工作的分子越少越好，而且把精力都离开性的活动而从事于工作。——这个从原始时代存在的永久的生存竞争当然仍见于今日。
教育家因经验的结果，已知道儿童的性的意志的陶冶，须及早开始，我们应控制儿童的性生活于其青春期之前，而不应等到本能势力爆发之后。因此，凡属婴儿的性的活动都加以禁止，并使儿童感到不快；教育的理想就是要使儿童的生活化为“无性”asexual，久而久之，就连科学也深信儿童是没有性生活的了。为了使已有的信仰和目的不与事实相抵触，于是儿童的性生活被忽视了——顺便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成就——而科学也自圆其说以求自足。小孩子于是被假设为纯洁的，天真的：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非圣侮法的诽谤者。
只有孩子们才不管这一套常规；他们都顺其自然地暴露自己的兽性，可见所谓“纯洁的天性”实由学习而得。奇怪的很，那些否认儿童性生活的人们，却最不愿意放松在教育上控制儿童的性的工作；他们虽不愿承认儿童的性生活的存在，但仍用十二分严厉的态度处理儿童的每一性的表示。还有一层，那最足以和“儿童没有性生活”的偏见相冲突的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而五六岁恰恰是多数人遗忘了的时期；这一段遗忘虽只有分析的研究才可召回意识，但也有成梦的可能。这在理论上都是极有兴趣的。
我现在可要叙述儿童的最显而易见的性的活动了。我想最好先请你们注意“里比多”libido这个名词。里比多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这里是性的本能，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即借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其他名词如性的激动和满足等则不必有定义。神经病的解释多与婴儿的性的活动有关，那是你们不难知道的；你们当然也以此作为反对的一个理由。这个解释是以分析的研究为基础，由某一症候逆溯其起因。婴儿的初次的性的激动似和其他重要的生活机能有密切的关系。你们知道，小孩的主要兴趣在于营养的吸收；当婴儿在怀抱内熟睡而感到满足的时候，他那舒服的神情和成年时经验到性的满足后的神情仿佛相似。这当然还不足以作出结论。但是，我们知道婴孩们喜欢反复地作吸收营养时不可缺少的动作，而并没有真正地吸收任何营养；所以他们并不是由于饥饿而被迫这样做的。我们称这种动作为“lutschen”或“ludeln”德文中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为吸吮而吸吮的享乐——如吸橡皮乳头〔arubber“forter”〕；婴儿作这种动作便重新舒服地入睡，可见吸吮动作本身已可以使婴儿获得满足。而婴儿不先有这种吸吮动作就不愿入睡。布达佩斯的儿科医生林德纳是第一个人主张这个动作带有性的意味的。保姆和管理婴儿的人们虽不谈学理，但对这种为吸吮而吸吮的动作似也有同样的主张。他们都深信这个动作的唯一目的是求快感；且称这种动作为小孩的“恶作剧”；假使小孩不自动地取消这种动作，他们就用严厉的方法强迫他予以放弃。因此，我们乃知道婴儿的动作除求快乐之外并没有旁的目的。我们且相信这个快乐最初是在吸收营养时而觉得的，但婴孩不久便知道离开营养也可享受这种快乐。这种快感的享受以嘴和嘴唇为重要的区域；因此，我们称身体的这些部分为性觉区erotogeniczone而认为得自吸吮的快乐具有性的意味。至于这个名词的用法，我们还要予以相当的理由。
假使婴孩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必将承认在母亲怀中的吸乳动作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因为小孩的这种动作，确实同时满足了生命中两种最大的欲望。由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又不无惊异地知道，这种动作在精神上的重要性是如何地终身保留而不失。吸乳乃是整个性生活所由起的出发点，是后来各种性的满足的雏型；到了需要的时候，幻想往往借此以自慰。吸乳的欲望实含有追求母亲的胸乳的欲望；所以母亲的胸乳是性欲的第一个对象，至于这第一个对象在后来各种对象的选择上究竟如何重要，而对于他种不同的精神生活究竟如何因改造、代替而有重大的影响，那我就不能尽述了。但是婴孩一旦能为吸吮而吸吮，这个对象即被抛弃而代之以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婴孩就自吮其拇指或口舌了。他于是不必乞助于外界的事物也能获得快感，而且将兴奋的区域扩大到身体的第二种区域，以增加快感的强度。性觉区所能产生的快感原不能有同等的强度；正像林德纳医生所说的，婴孩在自己的身体上四面抚摩，觉得生殖器的区域特别富于刺激，因此弃吸吮而手淫，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关于吸乳动作的性质的这种评价现在把我们的注意引向到婴孩性生活的两个要点。婴孩为了满足自己机体的基本欲望，乃有一种自淫的行为，那就是说，他在自己身上追求性的对象。营养的吸收最显明不过地看得出来，排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例外。我们乃断定婴孩在大小便中都有快感的经验，而且他们不久便故意作这些动作，以期在这些性觉区中伴随而起的皮膜兴奋，可给他们以最大可能的满足。但是，像卢?阿德里安所曾指出的，外界的压力不许小孩有追求这种快感的欲望而加以干涉——于是小孩才初次约略地察觉到成人才经验到的内外冲突。他不得随意排泄；排泄的时间须由他人指定。成人们为了使他放弃这些快感，就告诉他，关于大小便的一切都是“不文雅”的，必须隐讳。他这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快乐以换取他人心目中的价值。其实，他自己对于排泄的态度开始时是大不相同的。他自己的粪便本不足引起他的厌恶；他原来把粪便看成自己身体的部分而不愿遗弃，而且想把它作为第一种“礼物”，赠给最敬爱者。就连在受教育的陶冶而放弃了这些倾向之后，他依旧视粪便为“礼物”和“黄金”，而撒尿也似乎是值得特别骄傲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早已想打断我的话头，而喊道：“够胡说了！肠的蠕动竞被婴孩用来作为快感的性的满足的根源！粪便竟成为大有价值的物品，而肛门竟成了生殖器的一种：我们怎能相信呢？但是，我们却因此懂得儿科医生和教育家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拒绝精神分析和它的理论了！”完全不对；你们不过是暂时忘记了我刚想告诉你们的婴孩性生活的事实和性的倒错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你们难道不知道有许多成人，无论是同性恋的或异性恋的，都确曾在性交时以肛门代替阴道吗？你们难道又不知道有许多人终身保留着排泄时的快感而视为要事吗？你们也许听到过年龄稍大而能谈论这些问题的儿童，说自己对于大便有怎样的兴趣，而且看着人家大便又有怎样的快乐。假使你们事先一贯地吓唬这些儿童，他们自然懂得不再说这类话了。至于你们不愿意相信的其他事情，我可要请你们去查阅精神分析的证据以及对儿童所有直接观察的报告，你们要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要不为成见所蔽而能持不同的观点，那是很需要有伟大才力的。你们以为儿童的性的活动和成人的性的倒错关系确实令人惊骇，那我倒也毫不引以为憾。这种关系本来是自然就有的；因为儿童除了一点点模糊的迹象外并没有将自己的性生活化为生殖机能的能力，所以儿童若有一种性生活，这种性生活就势必是倒错的性质。而且生殖的目的的放弃乃是一切倒错的共同特点。性活动是否为倒错的，其标准要看它是否止于性的满足，而不以生殖为目的。由此，你们当可知道性生活的发展要点便在于顺从生殖的目的了。凡未发展到此程度的，和凡不愿遵从这个目的而仅以求满足为止的一切性的活动，都蒙有不名誉的“倒错”的称呼，而为人所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