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挂上了电话。我立刻记起了这个用德语对我说话的人。他是理查·马登上尉。马登竟然在维克托·鲁纳贝格的公寓里！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完蛋了，而且——不过这似乎是次要的，或者对我来说是次要的——我们的生命也完蛋了。这意思就是说：鲁纳贝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编者按：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的胡说八道。真相是：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比纳，又名维克托·鲁纳贝格，向前来执行逮捕令的理查·马登上尉拔出自动手·枪，后者为了自卫，开枪打伤鲁纳贝格，因而使其伤重致死。）这一天太阳落山之前，我也处在同样的危险之中。马登是冷酷无情的，或者最好是说，不得不装得冷酷无情。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为英国服务，人家说他脾气不冷不热，而且为人也许还有点儿不忠诚。为什么他不抓紧而且充分利用这么一个奇迹似的好机会，发现，逮捕，或者杀死两个日耳曼帝国的间谍呢？我上楼到了我的房间里，可笑地锁上了门，仰天躺在狭窄的铁床上。窗外仍然是那么些屋顶，还有那六点钟时的朦胧的太阳。我觉得难以相信：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征象，竟然会是我难以逃脱的死期。尽管我父亲已去世，尽管我是在海奉一个整齐对称的花园里长大的孩子，难道我就得去死？后来，我想想，一切事情都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恰恰是在现在。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接连地过去，只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然而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却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一想起马登那张使人无法忍受的马脸，反而使我撇开了这些胡思乱想。在愤恨和恐惧之中（现在我说恐惧，已经毫不在乎，因为现在我是在嘲笑理查·马登，现在我的脖子在渴望绞索），我心里想，这个爱吵爱闹而且无疑是很幸福的军人，根本没有怀疑我掌握着这个秘密：在安克雷的英国大炮新阵地的确切名字。一只鸟在灰暗的天空上飞过，我在昏乱之中把它变成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又变成了许多飞机（在法国的天空中）以直接命中的炸弹，夷平了英国的大炮阵地。要是我的嘴巴，在一颗子弹把它打烂之前，能够喊出这个地名，喊得德国都听得见就好了……我这人类的声音是很渺小的，怎么能够使它让我的首领听见呢？可非得让这个可厌的有病的人听见不可；这人既不认识鲁纳贝格，也不认识我，只知道我们是在司塔福郡。他在柏林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坐着，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等待着我们的情报……我高声地说：我应该逃走。我在毫无意义的完全的静默中不声不响地起了床，仿佛马登已经在侦察我。有一种什么念头——也许仅仅是想证实一下我身边确实一无所有——促使我检查我的口袋。我找到的都是我知道会找到的东西：一只美国怀表，一条镍表链，一枚方形硬币，一个钥匙圈，圈上挂着鲁纳贝格那个公寓的倒霉的钥匙，一个笔记本，一封我想立刻销毁的信（结果并没有销毁），一个克朗，两个先令，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条手帕，一支只剩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很滑稽地把手·枪握在手里掂了掂，鼓鼓自己的勇气。我模模糊糊地想到，手·枪的响声可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不过十分钟，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计划。我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那个惟一能够帮助我传递情报的人的名字。他住在范顿的郊区，坐火车用不了半个小时。
我是一个胆小的人。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现在我已经在实现一个谁也不敢说没有危险的计划。我知道，要把它实现，是相当可怕的。我不是为了德国才干的，不是。这个野蛮的国家，跟我毫无关系，是它，迫使我堕落到了当一名间谍。另外，我认识了一个英国人——一个朴实的人，在我看来，他不比歌德差。我跟他谈过不到一小时的话，然而在这不到一小时里，他就是歌德。我就这么干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首领有点怕我这个民族的人，怕我身上汇集着的我们的无数祖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何况，我还得逃开那个上尉，他的手随时会敲我的门，他的声音随时会来叫我。我不声不响地穿好衣服，向镜子里的我告别，下了楼，察看一下宁静的街道，就走了出去。车站离我家不远，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坐一辆街车。我自己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在这冷落的街道上，我总觉得有人会看见我，伤害我。我记得，我叫司机在离车站大门不远的地方就停车。我缓慢地几乎是痛苦地下了车。我是到阿希格罗夫去，但是我却买了张到远一站的票。火车八点半开，只有几分钟了。下一班车要九点半开。我急忙进去。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走过一节节车厢；我记得车厢内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地读着塔西佗《编年史》的青年，还有一个快活的伤兵。火车终于开了。有一个人拼命地向月台尽头跑来。那是理查·马登上尉。我惊慌失措，颤栗着缩到座位的一角，远离那个可怕的车窗。
我这种惊慌失措逐渐转变为一种几乎是落魄的快乐。我对自己说：决斗已经开始，我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也许是这四十分钟，也许是好运气，使我躲开了对方的进攻。我给自己解释：这个小小的胜利，预示着最后彻底的胜利。我又给自己解释：这个胜利并不是那么渺小，要不是我的火车正点开出，只要迟延一点点，我就已经在监狱里或者死了。我又给自己解释（并不是没有点儿作假）：我的快乐的怯懦，正好证明我是一个有能耐把这场冒险搞出一个好结果来的人。从这种软弱之中，我取得了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决不会消失。我预见到：人们越来越在投身于最凶暴的事业，很快就会都成为兵士和强盗。我愿意给他们这样的忠告：从事于暴力事业的人，应该想像自己已经完成事业，应该给自己一个像过去那样无法改变的未来。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以一个死去的人的眼睛回顾着这一个流逝了的白天和延长着的夜晚。说不定，这是最后的一天了。火车轻快地在白杨树中间行驶。然后，几乎就在田野的中央停住了。没有人报车站的名字。“是阿希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的几个孩子。“是阿希格罗夫，”他们回答。我就下了火车。月台上亮着一盏灯，但是那些孩子们的脸仍然是在阴影里。他们有一个问我：“您是到史蒂芬·阿尔贝博士家去吗？”不等我回答，另一个又说：“他的家离这里远着呢，不过您不会找不到。您只要从左边的路走，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弯。”我扔给他们一枚硬币（最后的一枚了），走下几步石级，踏上了那条冷落的路。这是一条土路，缓缓地向下倾斜，路的上空，交叉着树木的枝叶，低低的圆月似乎在陪伴着我。
有一忽儿，我想理查·马登已经用某种方式看透了我这绝望的意图。但是，很快我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教我始终向左转的忠告，使我想起：这是发现某种迷宫的中心院子的通常方法。我对于迷宫还是有点儿懂得的。我不愧是那位崔朋的曾孙。崔朋原是云南总督，他辞去官职，写了一部小说，其中的人物比《红楼梦》还要多，还建造了一座迷宫，任何人进去了都会迷失。他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从事这两项不同性质的工作。但是有个来历不明的人暗杀了他，他的小说变得毫无意义，他的迷宫也找不到了。我在英国的树阴之下，思索着这个失去的迷宫。我想像它没有遭到破坏，而是完整无损地坐落在一座山的神秘的山巅；我想像它是埋在稻田里或沉到了水底下；我想像它是无限的，并非用八角亭和曲折的小径构成的，而就是河流、州县、国家……我想着一个迷宫中的迷宫，想着一个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不断地增大的迷宫，它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甚至以某种方式囊括了星辰。我沉浸在这些想像的幻景中，忘掉了我所追求的目标。在一段无法确定的时间里，我觉得我成了这个世界的抽象的观察者。周围朦胧而活跃的田野，天空的明月，逐渐浓重的暮色，都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甚至这条不可能使我有任何疲劳感觉的下坡路，也是如此。这暮色是亲切的，无穷无尽的。道路向下坡伸展，分成岔路，穿过迷惘的草地。一阵尖锐的几乎是分着音节的音乐，随着阵阵的微风，忽而近来，忽而远去，因为叶簇阻挡和距离遥远而模糊不清。我想，一个人可能成为别人的敌人，到了另一个时候，又成为另一些人的敌人，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即萤火虫、语言、花园、流水、西风的敌人。就这样，我到了一座高大的铁门前面。从铁栅中，可以看见一条杨树成阴的道路，一座凉棚之类的房子。忽然，我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几乎难以相信：这音乐来自凉棚，而且是中国音乐。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完全接受了它，没有加以注意。我不记得那里是否有门铃、小钟，或者只是拍拍手招呼开门。那火花飞溅的音乐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