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里还写着，次郎是一边大口吃着看上去很咸的鲑鱼，一边跟他说这些话的。
“我们公司的三原则是：
“第一，做有益于人的事；
“第二，做别人不做的事；
“第三，做赚钱的事。”
据藤田谦之助回忆，次郎就是这样开始了对藤田谦之助的教育，并鼓励他：“咱们公司没有上，也没有下，你就怀着这个信念，好好干吧！”
藤田谦之助的回忆中，还详细记述了他陪同次郎一起去轻井泽、箱根等地出差时次郎的样子。
藤田谦之助是一代实业家、铃木商店顾问藤田谦一的弟弟的孩子，母亲是原子爵的女儿，所以从幼儿园起就一直上学习院，最后上了东京大学。尽管藤田谦一和次郎有点缘分，但是这种身世的青年进入综合房地产公司却并不多见。从他的记叙中可以看出，次郎是想把他培养成今后开展酒店业务的重要干部的。
陪同次郎从东京站出发去箱根出差时，头儿坐的是三等车厢，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前几天，甲斐田对他交代：“头儿身上没有钱包，钱由你保管，也由你支付。”看到月台上很多乘客排队候车，他找到一列最短的队伍，飞奔过去。藤田谦之助写道：“头儿似乎对我的这一反应很满意，微笑着紧跟了过来。”
这些都体现出藤田的爽直、能干以及家教的良好。很快，他就在次郎的策划下被分配到酒店，并通过学生时代的熟人，拿到了承办纪念聚会和官厅会议的订单，干出了一番业绩。而次郎这一全身心开展收购昔日皇族、华族宅地、将分售高级住宅地所剩较小庭院和宅邸用于酒店的时期公司上下的气氛，可以通过这些手记和回忆录窥见一斑。
出现在其中的次郎的形象看上去魅力十足，且浑身洋溢着仁爱之情。这种楠次郎形象，和被外界称为“强盗楠”、“手枪楠”的强硬精干的印象以及在家中为排尿障碍和无处发泄性欲而苦恼的次郎形象，可谓天上地下。
藤田谦之助和其他干部、职员的手记都写有“头儿什么事情都很公开，即便在我们面前，也会把心里话说出来”之类的内容，这似乎就不是“会演戏”能解释得了的了。
将综合房地产公司的干部、职员们接触到的次郎形象编辑而成的印刷品，与其他私人信件等不同，被捆成捆儿，收藏在一个看上去很结实的箱子里。箱子里还有一些和后来逢事便对立、打官司的运输省以及原铁道省、邮电省有关的文件。
事情的开头可以追溯到刚刚战败那会儿。次郎要把应战时之需成立的粮食增产公司和埼京电铁进行合并，遭到一直以监督私铁为己任的原铁道省高官的反对。这便是事情的发端。政府方面开出了一些条件，比如：如果合并，分配给粮食增产公司的股份五年不分红，五年以后也应按分红率为百分之三的后分红股，与粮食增产相关的公司今后的经营和处理均应遵循新成立的运输省的指示，等等。
运输省认为，把原本应归农林省管辖的实业公司和负责人员运送的私铁合并，这种经营活动会扰乱行政秩序，因而不予批准。而在次郎这方面看来，他觉得，考虑到居住在东京的人们的需要，在没有乘客乘坐的深夜，将粪便运到埼玉县，这既能帮助城市处理粪便，又能向沿线农家提供肥料，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这个具有牺牲精神的经营计划，按说都该受到国家的表彰，可那些官僚却保守狭隘、鼠目寸光地提出了那么多只能说是存心刁难的条件，这叫什么事儿啊！
次郎给粮食增产公司的股东们发了一份书面材料，说这主要是因为运输省有关人士强烈反对合并的缘故，自己的经营方针完全是“出于贯彻有机肥、贡献粮食增产、响应国家号召的诚意”，只是受到了官僚们的阻挠。可是，即便如此，“结果还是股价下跌，为此感到愧对各位股东”。道歉之后，他还表示，公司情况一如既往，毫无变化，并希望他们继续放心持有公司股票。他还表示，如果还有股东想卖掉股票，他将依旧按照减少分红以前的行情进行收购。
这份书面材料体现出的昂扬斗志虽然和年轻时不相上下，但运输省方面也正是因此认为，这是难以原谅的“犯上”。刚刚战败，国家体制都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加之联军司令部这个不明政体的绝对权力的存在，起事定会凶多吉少，便决定采取隐忍一时、但今后楠次郎那面无论提出什么申请都不予受理、即便受理也不下结论、置之不理的态度。这当然不是会议上的决定，但彼此却是心照不宣的。因此，次郎才一一诉诸法律，竭尽全力寻求解决。每当要奋起战斗的时候，他都会为自己被开除公职的身份而感到懊丧，尽管前列腺肥大的疾病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
这一时期，次郎还通过旧友松村谦三接受了尼崎一家制造过磷酸肥料的公司的经营权。松村因一直站在保守政治家立场上坚持反战态度而没有被开除。曾在币原内阁任农林大臣的松村还请求次郎救济那些战争中以在国内供应镍为目的成立的国策公司。次郎也答应了下来，并向全体职员声明：“考虑到对国家的责任和众多失业员工们的生活，我会坚持努力，不屈不挠。”
当时支撑着他的，是这样一种顾影自怜的判断：自己是由于紧跟GHQ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们的偏见而被开除的，但自己原本就不是什么官，而是一直信奉“以民为本”的信条，自己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同一时期，准确地说，是一份标有昭和二十六年6月9日这个日期的目录所记载的事情，显示出了与上述次郎形象既互相矛盾又彼此联系的奇妙姿态。上面写着：
红白绢一匹
干制鲣鱼三条
味素一大罐
砂糖二斤
红包一个银杯一个
谨此作为西村惠结婚贺礼
我还记得交换字条那天的事情。那天，我因党的活动工作要出去一个月左右不能在家，向石山治荣辞行回来时，被父亲叫住。他正在给西村惠看堆在带底座方木盘上的赠品。
“啊，你来得正好，阿惠要结婚了，我正给她礼物呢，你也来看看。”父亲说。
我咂咂嘴，心想，怎么赶这么个时候来。
“让您这么费心，真是……”阿惠嘴上说着感谢的话，脸上却是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然后又转身看着我，说：“你父亲真是一个可亲近的人哪，恭次。”说着，身体朝父亲贴得更近了。
“啊，对了，那个你也拿去吧。”父亲说着，站起身，打开圆窗模样的隔扇下方的小拉门，取出一个小桐木盒子。他解开打着十字的宽带子，从黄色布包中拿出一个银杯。
“这是当过总理的桂太郎得一等勋章时的纪念品，据说他只做了五个，这是其中一个。我没毕业就自己创业那会儿，他帮了我很多忙啊。虽然政治立场后来有些不同了，可他不愧是个人物啊。我想把它当传家宝呢，就送给你吧。”
“啊呀，您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这样的人，真是投珠于豕了。这也对不起夫人啊，您还是收起来吧。我知道自己的身份。”阿惠说。
父亲突然用一种似乎很怪异、又很难为情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觉得这是个时机，就接着被父亲叫住之前对石山治荣说的话茬说：“理由我已经讲过了，是要去农村搞实地调查，得离开家一个月。就这样吧。”说完，我行了个礼，出了房间。我得防备他们把我当做下落不明者，向警署提出寻人搜索申请。
我刚回到自己的房间，孙清就来了，他好像是在等我回来。
另立门户后，他离开了麻布的家，和善子一起过起无人烦扰的生活，还制订了一个今年买个烤面包器、明年再置个洗衣机、吸尘器等让家庭生活一点点富足起来的计划，并以孙清独有的缜密正将计划付诸实现。虽然秘书们带着有些揶揄的情感批评他们两个说，性格开朗、爱凑热闹的善子真还挺能忍，可对她来说，似乎有几个学生时代就结交下的朋友，且能和他们交往下去，就足以过得开心了。离开麻布六庄馆，反倒激活了昔日的交游，这在善子来说也应该是好事。
“西村惠要结婚了，你知道吗？”孙清还没等坐下，就开了口。
“刚才我去正房，正赶上贺礼赠送仪式，我还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呢。”我答道。
孙清满意地点点头，好像说这就好办了，便说道：“让那个女人横行霸道，楠家就没个好。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接着，他告诉我，他觉察到次郎对她感到有些棘手后，就和综合房地产公司的总务部长神户谷商量，找了一个想娶西村惠的人。
“虽然离开了楠家，可同姓家里闹出点儿事件什么的，对我也不好不是？”对直到现在还挂念着楠家的理由，孙清如是说。“神户谷可是培养特务人员的中野学校毕业的，他做这样的事情，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老爷子的弱处、阿惠的过去，他都掌握。所以，只要慎重行事，肯定会成功的，我有这个自信。”孙清说得很高兴，还从衣袋里摸出一包烟来。
在我的记忆中，孙清以前是不吸烟的，岂止不吸，还在誓约书或是道歉信里写过，要远离烟酒、尊重妻子，所以我不禁问道：“哎，你抽上烟了？”
“啊，你是第一次看我吸烟吧？倒是的，”说着，又独自点点头，说，“我都已经离开楠家了嘛。我算计了很久，结论是，比起酒和这个（他竖起小指）①，烟的成本最低，而且只要不过度，就不会伤身体。那些烟鬼都是缺乏自制力的人，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让他们干什么，都看不清周围，必定失败。”
那天的孙清好像对自己的头脑和行动力非常满意。
“那个阿惠真是个不得了的女人。”孙清的话题又回到他的报告上，“开始谈婚事了，她又说：‘我不结婚，我已经不是可以结婚的身子了。’老爷子正是好不容易撤销了开除公职令，准备开始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是？这种时候，家里出乱子可是不妙。现在是民主主义时代了嘛。我是看准了这个时机才鼓动神户谷的，可阿惠也是知道这些才故意抱怨的，她是嫌贺礼中的红包太少了。头儿也太抠门儿。听神户谷说，好像‘连头儿都慌神了’。”
如果是这样，我就应该是在这出结婚剧的最后一场才出场的。可是，孙清的话，我也实在是懒得再听下去了，就像宣布到此为止似的说：“所以才有今天的仪式啊。”
“就是，因为是仪式，所以就需要有人在场啊。”孙清说完就不做声了。很显然，他不高兴了。回头看看自己的行为，也许他认为自己为楠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呢。我推测，在他心底，或许有一种希望楠家陷入无法收拾的残局中的心情吧。
“我下个礼拜要去农村实地调查，得离开东京一个月，我是想跟石山治荣打个招呼。”我对自己偶然参加仪式的缘由做了说明。
“实地调查？经济学部还要做这样的调查？”孙清的神态表明，他不相信我的话。我想，他没准儿还用中野学校毕业生神户谷这样的人调查我的行动了呢。
“是啊，现在和大哥那时候不一样了，时兴实地调查呢。主题是农田解放给生产结构带来了什么变化。不过这个题目我没对头儿说。”我把准备回答父亲的说明稍加改动，对孙清说。
孙清回去后，我反复回想仪式的情景，想，自己竟是身处这样的现实中间。尽管我对自己已经逃脱出来确信不疑。
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胸膛里吸满了自由的空气，它和时代的气息融为一体。张贴传单、在街上竖起红旗进行演讲，就足够让我开心了。对我来说，能和同学争论问题的会议，是最令我感到快乐的聚会了，虽然被称为“共产党情报局”①的共产主义势力国际组织公然批评日本共产党的和平路线后，党内开始分裂，大学里的争论也渐渐变得激烈起来。
我打算写一篇关于这一时期革命势力情况的文章，在报纸上澄清一下以被命名为“所感派”的德田球一总书记为核心的一部分人巴结“共产党情报局”和北京组织，使得以被称为“国际派”的中央委员宫本显治为精神支撑的我们这些人反而受到国际组织的孤立的过程，这样，文章就不免变得琐碎和认死理儿。
这种倾向，即便是要写父亲传记的现在，也依旧存在。这或许是因为我这一生中热衷并为之奋斗的东西空前绝后、只有这一个运动的缘故。尽管直到后来，我接受楠家的一个公司，想把生意发展到全国去的时候，也是相当认真的。
在党内对立愈演愈烈的过程中，一年以前，东京大学的共产党组织就已经在德田球一总书记的命令下，从直属的东京都委员会解散了。对拒不听从命令、欲与党中央战斗到底的大学党组织，党的机关报《红旗》在5月中旬连续三天刊登了《关于毒害学生党员的派系阴谋家》的评论。最后一天的评论中，居然举出了我的名字：“其中，有个横濑郁夫，此人曾经受右翼团体黑龙会头目、臭名昭著的反动政治家楠次郎之命，意欲破坏埼京电铁的党组织。”意在说明，希望大家明白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然而，我认为，东京都委员会过于性急了。点出全国学联干部的名字进行批判，反而会让学生更加团结，而我连干部都不是，我的问题就更是次要问题了。因此，我受到的伤害虽然很深，却仍能照样在校内继续党的活动。我觉得，我必须以更为献身的活动，来证明我的清白。
那年9月的反对清洗赤色分子的斗争中，校方为不让来东京大学参加集会的外校学生进门，关闭了正门，我们就用做标语牌时的铁锤砸开了锁；12月8日的反战集会上，我还代替忙于党内斗争的干部，组织了这次集会，并去宫本府上请来宫本百合子作演讲，她的出席使集会气氛空前高涨。
可是，由于我作的垫场演讲与取缔违反波茨坦政令活动的三百二十五号令有抵触之嫌，随时有被下令逮捕的危险，所以，“国际派”的高层机构下达了指令：“在以后接到联络之前，不要在家中或公开集会上露面，去城北地区继续活动。”
城北地区有很多文化人，我老早以前就开始负责大学和这一带。我在一个姓朴的在日朝鲜人经营的烤肉店三楼借了一间房，决定在危险消除之前，以此处为据点，继续活动。
晚上，我用带来的誊写板撰写面向自由劳动者、定点经营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和文化人组织的宣传反战的檄文和宣传国际形势的传单时，楼下刚好飘来烤肉的香味。我还听得见繁华街路的喧嚣，时而在高远空旷的夜里像远去的涛声一样，渐渐低落下去，也听得见醉鬼们扯着破锣嗓子唱起军歌或革命歌曲，和夹杂在其中的小提琴的哀怨。
不久，这些声音都静了下去，不想，我的视野中却又浮现出了还在熊熊燃烧的六庄馆的模样，宛若一座城堡。这座此前没有嫌恶之情不得见的城堡，如今已经彻底成为过去。那是一座绿树成荫的岛，一座睥睨繁华的城，里面还有石山治荣、西村惠、孙清、善子们在蠢动，楠次郎盘腿坐在这些人中间，就像一个发黑的肉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