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的覆灭和苏联生物学向孟德尔的全面回归，李森科的头号天敌、孟德尔在苏联的传人和殉难者瓦维洛夫再度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李森科垮台的当年即1965年，苏联生物学界已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瓦维洛夫之春”运动。这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生物学家聚集在鲜花盛开的科学院植物园中，召开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协会成立大会。当列宁格勒代表列别杰夫提议以瓦维洛夫院士的名字为协会命名时，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别杰夫的提议以全票通过并得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批准。7月8 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第476号决议：“鉴于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生平和活动有关的著作和材料对于发展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兹决定：在普通生物学部设置保存和研究瓦维洛夫历史的瓦维洛夫科学遗产委员会。”连苏联作家协会都设立了瓦维洛夫纪念委员会。报刊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电视节目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导演和编剧们在筹备拍摄以瓦维洛夫为主人公的电影片。甚至是瓦维洛夫的敌人，这时也纷纷装扮成瓦维洛夫的朋友，对瓦维洛夫大唱赞歌。和李森科并肩剿杀瓦维洛夫的御用学者齐钦，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歌颂瓦维洛夫的伟大。向当局告密的著名犹大教授什雷科夫，也公开宣称自己是永志不忘瓦维洛夫的瓦维洛夫最忠实的学生。李森科当然是没有可能扮演瓦维洛夫的朋友了，但他也还是想方设法“改善”他与瓦维洛夫的关系。他毫不为难地断言：“我始终认为瓦维洛夫院士是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学者”。至于他对瓦维洛夫的残酷迫害，他解释说：他与瓦维洛夫之间的争执是纯学术性质的，他从来也未曾逾越学术规范，从来都只是要通过纯学术性质的讨论，来“弄清生物科学领域中的真理”。 他们竭力要让世人忘掉他们的罪行，似乎他们从来不曾出卖过谁，从来不曾压迫过谁，似乎瓦维洛夫的遇难和苏联遗传学的几度毁灭，与他们毫无联系。他们渴望恢复他们的人的形象，渴望回到人的世界。但是，他们的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人兽之间永远是悬若天壤，他们已经被永远从人的世界放逐了出去，永远只能在精神的苦海中无望地漂泊。
1967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苏联科学院特使在萨拉托夫的墓群中找到了掩埋瓦维洛夫遗骸的大致方位。至此，瓦维洛夫已经在荒冢中日晒雨淋了整整二十五年。又过了三年，即1970年9月25日，在萨拉托夫的沃兹涅先斯基墓地里，举行了由于饥饿死于萨拉托夫监狱的生物学家尼·瓦维洛夫院士纪念像的揭幕仪式。他的带有金属标牌的尸体当年被扔在一个公共埋尸坑里，所以已经不可能搜寻到。设立纪念碑的倡议出自尼·瓦维洛夫的儿子尤里，资金则出自瓦维洛夫的学生、助手、生前好友和其他苏联生物学家。纪念碑安放在墓地的入口处，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纪念碑并列在一起。苏联科学院、全苏农业科学院、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了揭幕仪式。那块雕有瓦维洛夫头像的灰色花岗石，既是瓦维洛夫的纪念碑，也是李森科等苏联生物学恶神的耻辱柱，同时更是摧残科学的政治强权的耻辱柱！它昭示着后人这样一段至理，这段至理出自瓦维洛夫1923年编辑出版的一本著作：《科学的发现、目的和意义》：
如果科学研究追求的目的是物质利益，那它们会具有利己主义色彩……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权力，那它们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危险并导致学术上的野蛮行为！
殷鉴不远，可惜，历史的教益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