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看了那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他早已看透了苏轼的把戏。
恰在这期间，太皇太后归天，天下大恸，苏轼在狱中也跟着恸，眼泪淌得像兰州拉面那么长，一连写了好几首诗用来追悼太后。每有重要人物去世，往往都会有天下大赦，他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
可惜神宗并没打算就这样放了苏轼，太皇太后去世一个月，苏轼照样被关在牢里。
苦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
王安石罢去后，神宗每当想念王安石的时候，就会招见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王安礼借机和神宗谈起了苏轼一案，劝神宗道：“自古以来，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今苏轼一文士，以才自奋，向举制策以高等及第，自谓可立取爵位，而今则碌碌如此，不无失意。”有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今若因其文字而致于法，则恐后世将讥我朝不能容才，有损圣德，但愿陛下稍宽其狱”。
宰相吴充也劝神宗说曹操尚能不杀祢衡，皇上你又何必杀苏轼呢。他纵然该杀，但这样搞社会影响不好。
神宗明确表示：我并不打算搞死苏轼，也不打算再深加追问，“亦意在开言路不使闭塞”。可是这个同志“过于狂傲”，“不加吓阻，将无止境”，需要适当敲打一下。
好在此时王安石的亲笔书信到了，力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乌台诗案“以公一言而决”，苏轼得救了。
奇怪的是，到了元朝，有一个笨蛋叫费唐臣，胡乱写了一个杂剧，叫《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扯开嗓子为苏轼喊冤叫屈，竟然把王安石写成一个小丑，指使李定诬害苏轼。
往往是这帮抬轿子的文人媚骨毕显，毫无原则，最是他妈妈的可耻。
苏轼是不愿意领王安石人情的，他曾悄悄对一个朋友说：我能活下来，全是神宗皇帝所赐。
朋友问他怎么回事。苏轼说：有一天晚上我在牢里睡觉，有两个神秘人物也进了牢房，自带铺盖就地睡了半夜，到了四鼓的时候，突然拉醒我说：恭喜学士，安心睡觉吧，没有事了。
过后我才知道，这两个人是神宗皇帝派来的太监，专门来了解我的情况，他们看我睡得很香，没有一点心事的样子，就立即回去报告了皇帝。神宗皇帝对同志们说：“朕知苏轼胸中无事。”我这样才活了下来。
苏轼亲口对别人说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他能活命，首先是自己胸襟宽阔，不该死；次则是神宗不想让他死，与王安石了无干系。
非常可怜的是，在苏轼系狱之时，除了王安石、章惇、王安礼、吴充等少数人不惧牵连进言解救外，那些平时跟苏哥哥诗书唱和互相吹捧爽到极点的名士们，却无一人伸手援救，蹲在洛阳的司马光被罚铜二十斤，没说一个字。
不但如此，朝中其他官员皆“环视而不敢救”。在李定审问苏轼的过程中，“虽同列不敢辄启问”。这在强调直言进谏的宋朝是绝对不正常的。
据说苏轼的干爸爸张方平写了一书要营救他，有趣的是，传说“府官不敢受”。张方平一急之下，命令儿子张恕亲自去投递，张恕却“徘徊不敢投”，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法子搞清楚了。总而言之，张方平没能帮上忙。
事情结束后，苏轼到张方平家拜见干爸爸，张方平还特意把那份没有交上去的奏疏拿给他看。苏轼看后“吐舌色动久之”，说幸好没交到皇帝手里，不然我就没命了。别人问他原因，苏轼不说。
这件事由苏辙加以解释。苏辙很公允地说，我哥哥哪有什么罪过啊，“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尔”。张方平在奏疏里说哥哥“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就会更加激怒皇上，一旦交上去，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就会要哥哥的命了。
有人闲得慌，追问苏辙：那应该怎么写才有效呢，“宜为何说”？
苏辙摆出一副嘴脸说：只能对皇上讲，“本朝未尝杀士大夫”，皇上你杀了苏轼，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就会以皇上为榜样，想杀就杀，天下就乱了。皇上非常看重社会影响，“好名而畏议”，这样就不会杀哥哥了。
神宗从来就没打算杀过苏轼，这一群君子们，算是白担心了，小聪明也是白耍了。
最终，苏轼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相当于被双规。他终于有机会去写《赤壁赋》了。
苏轼到黄州以后，对于章惇出言救他，还是真心感激的。正好，时为参知政事的章惇给他来了一封信，告诉苏轼，如果能在黄州期间“痛自追悔往咎”，朝廷依然会重用他，“清时终不以一罪见废”。
苏轼非常感动，用心写了一封《与章子厚书》，对自己的愚蠢行为作了检讨，对所犯错误进行忏悔，对歪曲新法的言行作了猛烈的自我批评。他的文笔并没有因为坐牢而受到任何影响，一如既往的流畅。
他先是跟章惇套?乎，说“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只有老同学你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存问甚厚，忧爱深切”，让我“感叹不可言也”，谢谢老同学的关心。
苏轼说，老同学你“拜命与议大政”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国人民都很兴奋，“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我经常对身边的人提起你，告诉他们“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当初有的人还不相信我说的话。现在你当了副宰相，我不只为国家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因为我说对了，“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然后苏轼开始检讨：我这次犯错误，“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从前老同学就劝过我少说这种话，但是我“强狠自用，不以为然”，现在终于知道害怕了。这次朝廷不治我的罪，我要是再不痛改前非，“某真非人也”!
呵呵，可见他还是非常诚恳的，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苏轼自责说，现在我“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现在我狂病好了，惭愧得要死。
苏轼保证说，我“深自感悔，一日百省”。请老同学一定要相信我，如有再犯，那真是太不像话了，“岂有此理哉”？
最后苏轼再次拍章惇马屁，说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一个个只知道奉承我，“但过相称誉”，把我吹得轻飘飘的，让我犯了大错。一旦我被抓起来，没有一个来可怜我，“无复有相哀者”。只有老同学你是个大好人真君子，帮了我很多忙，“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可当苏轼政治地位稍有起色时，却又写诗嘲骂章惇，与之决裂，这为章惇拉下脸来死踩苏轼打下了心理基础。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在被押赴黄州以前，苏轼需要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第一个需要处理的，大概就是他养的大批婢女姬妾。这里面有一个“春娘换马”的传说，不能不提。
明代彭大翼在《山堂肆考》中说：“东坡谪黄州，临行，有蒋运使饯公。”替苏轼送行。酒席间，苏轼“命春娘劝酒”。蒋运使一看这个春娘长得还算水灵，就问苏轼，“春娘随去否”？
苏轼说，不带了，累赘，“欲还其母家”。
姓蒋的一听，动了心思，对苏轼说：“公去必须骑马，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
苏轼说没问题，当场拍板。拿春娘换了一匹白马。
可怜这个春娘是个死脑筋，把苏轼当成了情种，现在看自己被拿来换了一匹马，当时伤心欲绝，挣扎着上前对苏轼行了一礼，说：古士大夫皆有仁人之心，基本上都能做到“贵人贱畜”，把人看得要比马高。现在“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说着，粗通文墨的春娘泪水涟涟地口占一绝：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今日始知人贱畜，胸中怨恨向谁伸。
吟诵结束，“遂下阶触槐而死”。
可怜春娘，实在是大可不必寻死，爱跟谁跟谁，较什么真呢。对苏轼这种人，你又何苦如此痴情？
很多人为苏轼“春娘换马”的故事叫冤，认为以苏轼之多情，必不致如此冷血。然而，在苏轼的诗中，有几处写到以妾换马的事情。在《次韵许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钤辖》中有两句：“坐看飞鸿迎使节，归来骏马换倾城。”所谓“骏马换倾城”，就是以骏马换美女，在苏轼看来，实在是很爽的事情，与李白在《襄阳歌》中的那一句“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很可一比。
在苏轼的《张近几仲有龙尾子石砚以铜剑易之》诗中，有“又不见二生妾换马，骄鸣啜位思其家”。在《戏周正孺二绝》中，又有“相如虽老犹能赋，换马还应继二生”。对那些以妾换马的故事津津乐道，可见他老兄对此还是颇有心理基础的。
不管这些，还是来看正事。
苏轼在黄州，日子虽然过得不爽，名气却越来越大了，声震腐儒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文皆在此间写成，并被数世奉为经典，这也是一种意外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