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傍晚，我出了新闻检查处，步行回我所住的佛罗里达旅馆去，当时天正下着雨。走了近一半路，觉得这雨实在受不了，就拐进奇科特酒吧，打算速战速决喝一杯再走。自从马德里成了围城以来，这是落炮弹的第二个冬天了，一切都很短缺，包括烟草，连人的好脾气也不大有了，肚子里老是觉得饿兮兮的，碰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比方说坏天气吧，常常会毫没来由地突然发起火来。我按说实在没有必要停下，再过五条街我就到家了，可是一看见奇科特酒吧的门面，我心里就想，还是进去喝一杯吧，喝了就走，再来这大马路上，踩着这炮轰过后狼藉不堪的满街泥泞瓦砾，走完这六个街段的路。
酒店里只看见人。连卖酒柜台跟前也挤不过去，桌子边更是没有一个空座。店堂里烟雾腾腾，满耳歌声，尽见穿军装的人，只闻到一股着了雨的皮上装气味，柜台前面的人足足围了三层，酒只能从人群的头上递出来。
一个我认识的侍者替我从别处桌子旁找来了一把椅子，我就坐了下来，同桌有一个白白脸儿、喉结隆起的瘦个子德国人，这人我认识，他是在新闻检查处工作的，还有两个人我就不认识了。这张桌子在店堂中央，进得门来看时，位置稍靠右边。
因为歌声实在太大，所以说话是连自己也听不见的。我要了金酒加安古斯图拉[1]，喝下去好解解雨的寒气。店堂里真是塞足了人，人人都是兴高采烈，他们多半喝的是新酿的加泰罗尼亚酒，喝得恐怕都有点乐过了头了。有两个不认识的人来拍了拍我的背，同桌的那个姑娘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只好说：“好！好！”
我四下打量完，再来看面前的桌子上时，这才发现那个姑娘长得可难看极了，真是难看极了。不过我一直要到侍者过来，才弄清楚了原来她刚才对我说的那句话是要请我喝一杯。跟她一起的那个男人论相貌本来不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因为她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连同伴也一起叫人忘不了。她的面孔属于那种刚强的脸型，并带有几分古风，她的身材更像个驯狮师；跟她一起的那个小伙子看上去似乎应该系一条校友领带[2]才对。不过他却不是那样的打扮。他也跟我们大家一样穿了件皮上装。只是他的皮上装并不湿，因为他们早在下雨以前就来了。那女的也穿一件皮上装，这跟她那副长相倒是很相称的。
这时候我心里已经在暗暗后悔了：我实在不应该拐进奇科特酒吧来，我要是径直回家该有多好呢，到了家就可以换一身衣服，干干爽爽的，躺到床上，把脚一搁，舒舒坦坦喝上一杯，哪里会像这样，眼睛老是得看着这一对年轻人，叫我看得都腻透了。人生苦短，看丑女却度日如年，我坐在这桌子边，心中打定了主意：我尽管是个作家，按说对形形色色的人都应该深入探究、不厌其烦，但是对这一对我实在不想再去打听了，也别管他们是不是夫妻，彼此到底看中了对方的什么，他们的政见如何，男的是否略有家财，或者女的是否略有家财，总之对他们的事一概不要去打听。我认定他们准是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在马德里你见到有非军警人员而相貌怪得出奇的，那必然是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无疑。话总得说两句吧，我就把嗓门提高到盖过了四周的噪声，问道：“两位在广播电台工作？”
“是的，”那姑娘说。果然没错。是在广播电台工作的。
“同志，你好吗？”我又对那个德国人说。
“很好。你呢？”
“淋了一身雨呗，”我说，他脑袋一歪，笑了。
“你带着香烟没有？”他问。我把我的最后第二包香烟掏出来递给他，他取了两支。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也取了两支，那个神气好像脖子里系着条校友领带的年轻人只取了一支。
“再来一支吧，”我大声说。
“不了，多谢，”他说，那个德国人却来接了过去。
“可以吗？”他笑笑问。
“没关系，”我说。其实却是很有关系的，那德国人也明明知道。可是他见了香烟眼都红了，也就顾不得了。歌声有时也会平息片刻，有时还会像暴风雨那样出现一个间歇，所以我们说的话大家都听得见。
“你来这儿很久了吧？”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问我。她把“来”字说成了“篮子”的“篮”。
“去去来来，”我说。
“我们有些正经事需要商量，”那个德国人说。“我想找你谈谈。什么时候能找个时间？”
“我打电话来找你吧，”我说。这个德国人真是个十分古怪的德国人，那些正派的德国人是没有一个喜欢他的。他平日总有个错觉，以为自己钢琴弹得可以，不过你只要别让他去碰钢琴，那他还不算讨厌，只是要注意两条，一是不能让他喝酒，二是不能让他聊上，但是要不让他犯这两条，可就谁也没有办法了。
聊些小道消息是他最出色的拿手好戏了，不管是马德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还是其他的什么政治中心，你只要说得出那儿有个某某人，他就总有有关此人的新闻，而且一定是臭不可闻的新闻。
就在这时候歌声又大响而特响了，小道消息总不见得拉直了嗓门说吧，所以今天下午在奇科特酒吧看来就只能在沉闷中过了，我暗暗打定主意，等我按礼回请过一杯以后，我就快快出门。
就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有个穿咖啡色套装、白衬衫黑领带、前额奇高、头发向后直梳的老百姓，原先就一直在装小丑挨桌逗笑，这时又拿出一只喷雾器来向一个侍者喷去。这一下可引起了哄堂大笑，唯有那个侍者气坏了。他当时手里正托着个盘子，盘子里摆满了酒。
“No hay derecho，”那侍者说道。意思是：“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在西班牙，这是最直率也最强烈的抗议。
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见逗笑成功，大为得意。他似乎一点也不知顾忌，忘了眼下早已进入了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忘了这里是个围城，人人处于神经紧张状态，忘了店里连他在内总共只有四个男人是老百姓的打扮。他反倒又向另一个侍者喷了起来。
我想找个地方去躲躲。这个侍者也气坏了，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却满不在乎地又对着他连喷了两次。也有些人照样觉得很好笑，那相貌惹眼的姑娘也是内中的一个。可是这个侍者却站住在那里，连连摇头。他的嘴唇都发抖了。此人已经上了年纪，据我所知他在奇科特酒吧已经干了十年了。
“No hay derecho，”他神情严肃地说。
可是笑的人照样在笑，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没有注意到歌声早已轻了下去，这时又拿喷雾器对着一个侍者的脖颈子喷起来。那个侍者捧住了盘子，转过身来。
“No hay derecho，”他说。这回可不是抗议了，这回是谴责了。我看见一张桌子上猛地站起三个穿军装的人来，向那手拿喷雾器的家伙扑去，随即四个人就一阵风似的，一起冲出了旋转门，只听见啪的一声，有人把那个玩喷雾器的家伙打了一嘴巴。又有人捡起了那只喷雾器，随后往门外一扔。
三个人回到了店里，神情显得严肃而凶悍，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继而门又打了个转，进来了那个玩喷雾器的家伙。他的头发披在眼上，脸上带着血迹，领带给拉在一边，衬衫也给扯开了。他手里还是拿着那只喷雾器，圆睁双目，脸色煞白，闯进店来，对着这一店的人，存心挑衅似的，瞄也不瞄，就喷了个满堂开花。
我看见三个人里有一个猛地向他冲去，这人的脸我看清了。随后又来了几个人上去帮着他，一起把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揪回来，拉到两张桌子的中间，进门来看的话那是在店堂的左边。那个手拿喷雾器的家伙一路死命挣扎，只听见一声枪响，我一把抓住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拉着她的胳膊赶紧向厨房门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