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另外一些说法也值得日本研究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对一切变故只要有思想准备，安全和士气就能保全，就不存在什么变故。不论遇到什么灾难———都市被炸平，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收音机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指望国民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安排周详的世界之中。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商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安排，没有疏漏。我们必须充分明白日本的这一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命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自得地说，“敌人现已在我股掌之间……”“美军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市迅速陷落，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仗打得越惨，事情就发展得越顺利。
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