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需要对日本多么的了解，才能懂得那个“立刻”的含义呀。
“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份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能够忍受痛苦，要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份内的“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式，但肯定不应该置之不理。
“份内的情义”，日本人没有给它起一个专门用词，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情理。它包含着善意和关切，也包含着洗刷耻辱，蓄意报复之心。西方语言中把上述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对此则无所谓。为什么一种品德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不过，“对份内的情义”而产生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不是所谓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认为这种人气量狭小，道德水平不上层次。暹罗人相信对侮辱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侮辱，这样能暴露出他有多卑鄙。他们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
要理解“份内的情义”，必须知道日本还有多种比较内敛的道德。复仇只是在特定场合应该采取的行动，此外还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爬上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位高则任重”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不是那么严格，但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对武士要求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对庶民则要求能极端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关于武士的坚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必须能忍耐饥饿，如果奉命不吃东西，他们要做到即使饿得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俗谚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十分潇洒。日本人的态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话：“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要毫不畏缩。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说过，他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父亲把刀戳在他鼻梁上：“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份内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方式配得上自己的身份。缺少这种“份所当为”，就丧失了自尊。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各类人的衣着、财产、用品几乎都作了详细规定。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规定一切的做法，美国人将大吃一惊。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否定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的。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我们对这类法律会感到不寒而栗。但在美国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获得较高的薪金已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其自尊。这在美国是无法理解的。
“份内的情义”，除了“守本分”之外，还需要尽到其他的义务。告贷者借款时也许要把“份内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至二三十年前，借款者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还不起债，他也不会真的公开受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但是，当新年来到，债务必须偿还之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 “洗刷污名”。至今，除夕之夜仍有一些人以自杀挽回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