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祸，世界的经济与文明，原本相当稳固，大战的灾难虽然深重，却只造成一时的中断。战争一过，只需将瓦砾颓垣清除干净，便可以若无其事地一切重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继续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万名死难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废墟，便重新再造起一个跟过去一模一样，但是抗震力可比以前高出许多的城市。如果历史真能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面貌又将如何？这个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像这种不曾发生，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凭空揣测，自然毫无意义。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白问。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大崩溃，到底对20世纪历史有何等深刻的影响？透过前面这项假定，我们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十之八九，也绝对不会有罗斯福这号人物。至于苏维埃式的经济体系，就更不可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匹敌，对后者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欧洲以外，或说西方以外的地区，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程度之大，更令人注目。本书另有篇章讨论。简单地说，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我们一定得对经济危机有所了解，才会有认识。而世界经济大崩溃，正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坏多半在欧洲，并没有将旧世界全部毁坏。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衰落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却席卷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西起墨西哥，向东一直到中国。而殖民地解放独立的声浪，也由西北非的马格里布（译注：Maghrdb，包括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此时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地方的人民，跟大战的炮火与革命的巨浪距离极为遥远，丝毫未受波及，其中最显著的国家地区，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国，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却是道道地地的全球大灾难，至少在全然依赖非个人性市场交易制度的地区，人人无法逃避这场风暴。事实上，多年来自以为天之骄子，远离那些倒霉地带的美利坚合众国，却在这场经济狂飙中首当其冲。因为人类经济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大地震——发生于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诩为全球安全港的美国。一言以蔽之：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看来似乎崩溃了。如何才能恢复旧貌？没有半个人知道。
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向来不曾风浪平静。每隔一段时间，长短不定，或大或小，总会有某种程度的波动。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的实业家，对所谓涨跌更迭的“景气循环”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气萧条的轮回就会大同小异地重复一次。但到了19世纪末叶，这个周期忽然拉长许多，引起众人的注意。大家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原本的周期长度有了异常的改变。大约1850年起，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呈现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气趋势。可是接下来，经济形势却又陷入不稳定，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有些经济学家将这段时期也称作经济大衰退，不过此说多少有点误导作用）。可是20多年的不稳定过去之后，世界经济又持续繁荣了很长一段时期（见《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第二章）。本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发现，由18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模式循环，周期长度涵盖五六十年。康氏长周期理论，从此成为经济专著里经常出现的名词。（斯大林专政初期，康氏不幸成为其专政的第一批牺牲者。）不过康氏本人及其他学者，都无法为此现象作出满意的解说；某些统计学者甚至怀疑其正确性，根本否认长周期现象的存在。然而根据长周期理论，当时为时已久的世界景气，又该到走下坡路的时刻了。康氏的推测不幸言中。
在过去，不管是波动还是循环，也不论其周期是长或短，实业界及经济界的人士，都将之当作一定的现象，正如同农家习惯于季节的变化，接受天气的好坏一般。景气来或去，任谁也没有办法：好时节就是机会来临，坏年头问题重重。个人或企业，可以大获巨利，也可以不幸破产。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社会学家，跟马克思持同一想法，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衍生的过程，最终将证明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冲突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历次的波动循环，已经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但是，除了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为世界经济只会更好，就像上个世纪一般，不断地成长进步下去，其间偶或出现一些循环性的短期突变。可是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可能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济波动似乎对体制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时间持续成长的曲线，似乎就要裂了。
从工业革命开始，一部世界经济史，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历史。其间的经济，虽不平衡却呈持续增长，企业活动呈快速地“全球化”扩张联合。总之，世界性的分工日益精细复杂，流动交换的网络日趋密集。世界经济的每一部分，都和全球性的组织体系密不可分。即使在大动乱的岁月，科技进展的脚步也不曾稍停片刻，一方面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时间，一方面也因大战而产生变化。虽然对那个时代的男男女女而言，当时的生活体验以1929－1933年间的经济激变为最高点，事实上，在那几十年中，经济的成长并未停止，只不过缓慢下来而已。当时，全球最强的经济力量首推美国，但是从1913－1938年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区区8％。至于世界的总工业生产，在1913年后的25年之间，增长一共只有80％左右，约为前四分之一世纪增长率的一半（W．W．Rostow，1978，P．662）。这个数字，我们在本书第九章也将会看到。若和1945年之后的增长相比，差异更为惊人。不过，如果火星上有人在遥遥观察地球的话，人类经济活动曲线上的曲曲折折，都将隐而不现。从这个遥远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显然一直在持续扩大增长。
然而，换由另一个层面来看，此说显然又不成立。到了两战之间的年代，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似乎开始停顿。当时不管用什么方式度量，世界经济都陷入停滞萧条，甚至有倒退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可说是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大量移民潮规模最庞大的时期；可是现在这股洪流却干涸了，或换句话说，被战争和政治上的限制阻止了。1914年以前，15年间，几乎有1500万人踏上美国的领土。然而在之后的15年里，这股人潮却缩减了三分之二，总数只有550万。到了30年代，以及往后战争的年月里，更成涓涓细流，几乎完全停止，一共只有75万人进入美国（Historical StatisticsI，p.105，Table C89－101）。至于伊比利亚半岛向外的移民，一向以拉丁美洲为最大目的地，也由1911－1920年10年间的175万，降到30年代不到25万。2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逐渐从战争的破坏及战后初年的危机中恢复，爬回到比1913年稍高的程度，可紧接着又落入大萧条的深渊。到大动乱年代末期（1948年），经济总量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稍强（W．W．Rostow，1978，p．669）。然而，回溯上个世纪90年代到1913年，经济总交易量却跃升了两倍以上；1948-1971年间，则更高达5倍以上。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两次大量增长之间的萧条时期里，欧洲及中东两地还出现了许多新国家。国界线延长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自然也应相对增加，因为原本属于国内性质的商业交易（如原奥匈帝国及沙俄），现在都转变为国际性质的活动（世界贸易的统计，通常只列计穿越国界发生的交易）。至于战后及革命后产生的以百万计的悲惨难民潮，理当也该推动，而非缩减国际移民人数的增长。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甚至连国际资本流动额也呈干涸之势。1927－1933年间，国际借贷额下降了90％以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停滞的现象发生呢？一般看法甚多，可是众说纷坛。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体系——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原料仍需进口之外，已渐趋完全自足之势。（但在事实上，美国向来就不甚需要依赖外贸。）可是此说有个漏洞，当时甚至连倚重贸易的国家，如英国及北欧诸国，也同样呈现停滞的现象。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地，各国纷纷提高警觉；而它们的警惕防范，不能说是做错了。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尽力保护本国的经济，以免受到外来冲击的威胁；也就是说，尽力回避显然已经身陷泥淖、难以保全的世界经济。
实业界及各国政府本来都以为，度过了大战时期的一时困难，世界经济好歹总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快乐时光吧。那种天下欣欣向荣的现象，是他们以为的正常状态。事实上，大战之后，的确也有过一阵兴旺的气象，至少在那些未受革命或内战摧残的国家里，前途确有一片看好的迹象。但是官商两界，都对劳工及工会势力暴涨的趋势大摇其头；增加工资、缩减工时，势必提高生产成本。然而，战后的适应调整，远比当初预料的难。1920年，物价及景气一起崩溃，劳动力因而大为削弱——以后的12年里，英国失业率从此高居不下，未曾低于10％；工会也失去了半数成员。因此，顾主的操纵力再度坚定回升，但是经济恢复繁荣，仍然扑朔迷离。
于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势力范围开始，以及战时的中立国，一直到日本，各国都竭尽全力缩紧通货。力图把本国经济拉回稳妥的老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及金本位制保证的稳定货币政策上去。但这一政策难以应付战争的超强需求。1922-1926年间，它们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战败的德意志，东有混乱的俄罗斯，终于遏止不住货币系统的大解体；其崩流之势，只有1989年后部分前共产党国家的遭遇可以相比。当时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国，其货币单位一下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换句话说，德币的价值已经完全等于零。其他的例子虽然没有这么极端，后果却同样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欢向小辈讲一个故事：话说奥国通货大膨胀期间，他的保险单刚好到期。于是将之兑现了好大一笔款子，可是这批一文不值的通货，只够他在最爱光顾的餐馆喝杯饮料而已。
长话短说，总之，在货币空前贬值下，私人储蓄一扫而空，企业资本来源成了真空状态，德国的经济，只得长年依赖对外大量借款。这使得它变得更为脆弱，世界经济萧条一发生，德国受创甚重。而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把私人货币储蓄一扫而光的严重情况。最后，在1922－1923年间，各国政府决定停止无限制地印发纸币，并且彻底改换币制，总算遏住了通货继续膨胀的势头。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储蓄为生的德国民众，等于全体覆没。不过在波兰、匈牙利及奥地利诸国，原有的通货总算还保留了一丁点少得可怜的价值。这段经历，在当地中产及中下阶层身上留下的创伤自然可想而知，中欧地区因此造就了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至于如何使民众习惯长期的病态通货膨胀，则是二战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玩意儿。[对付之策，就是把工资及其他收入紧随物价，依其指数而做相对的调整——“指数化”（indexation）一词，在1960年开始使用。]
到了1924年，大战刚结束时的风暴总算静下来。大家似乎可以开始向前看，期待着时局重返某位美国总统所谓的“正常状态”。一时之间，世界经济的确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长的方向走去。虽然原料及粮食的生产地区，尤以北美农家为最，对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遭挫，感到极为不安。百业兴隆的20年代，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黄金时代。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照1914年之前的标准来看，甚至高到病态的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气的时期（1924～1929年），英、德、瑞典三国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10％～12％的地步；至于丹麦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业率平均只及4％的美国，经济巨轮才在真正地全速前进。这两项事实，都指出整个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农产品价格滑落（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金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金输出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金开始撤退，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出几年，世界经济再度遭难，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有美国小镇里那些褊狭自满的中产阶级生产者，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介绍，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同时，共产国际也曾预言，经济危机将于景气巅峰再度发生。共产国际认为——至少其发言人如此相信或假装如此相信——这场动乱将造成新一回合的革命浪潮。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来势之快，令人无法招架。大难开始的序幕（甚至连非历史学家也人人皆知），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溃。可是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环经济指数出现下落的现象，都使其他指数的跌落更为恶化。（唯一不曾下落的只有失业率，此时正一次又一次地推往天文数字。）
国际联盟的专家所见果然不错，北美工业经济惊人的大萧条，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业重地的德国（Ohlin，1931），可惜没有人听警告。1929-1931年间，美德两国工业生产额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各工业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单以美国的电气巨掌威斯汀豪斯公司来说，1929－1933年的销售额剧降三分之二；两年之间，净利润则跌落了76％（Schatz，1983，P．60）。农林业也发生重大危机，粮食及原料价格无法再靠库存维持，开始直线滑落。茶和小麦的价格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丝价则跌了四分之三。于是凡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击，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尔干诸国、玻利维亚、巴西、英属马来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芬兰、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这些还只是1931年曾由国际联盟列举的国家。总之，大萧条的现象，这回货真价实，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了。
至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日本、波兰、大英帝国，对西方（或东方）传来的震波也极其敏感，同样受到强烈的震撼。为了供应美国大量增长的丝袜需求，过去15年来，日本丝业已经将产量提高了3倍；可是现在丝袜市场暂时消失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至于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但是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补贴之道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只为自给自用而生产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小农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挽救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本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给他们的打击更甚当年的大萧条，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经济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小农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下田吃米饭），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率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任何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年），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率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失业救济在内的公众性社会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如美国）；要不就以20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说，简直微薄得可怜。对长期失业的人口而言，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这个缘故，生活保障始终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需要保障随时失去工作（即工资）的危险，也要应付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来却无依靠的境地。难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儿女找到的差事，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一定要稳妥可靠，并且提供养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能够有这个数字，还多亏早在1920年，英国便因大量失业而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至于欧洲其他地区（德国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则不过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习惯于间歇性就业或周期性短期失业的人口，现在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储蓄耗尽了，杂货铺里也不能再赊账了，山穷水尽，完全无路可走。
大量失业的结果，对工业国家政局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大萧条最直接最显著的意义就是大量失业。虽然经济史家指出（逻辑也同样证明），事实上，在境况最糟糕的时刻，多数人依然有工作。而且两战之间，物价下跌，粮食价格甚至比最萧条的时期降得更快，就业劳工的日子，其实比以前更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笼罩那个时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济餐厅，是歇业的钢铁工人“饥饿大行军”聚集都会首府，向他们认为该负责任的人抗议。政界人士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成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Weber，I，p．243）。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二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et，1943，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种种施政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难迷乱的感觉，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是什么方向——或左或右——总有个政治手段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欲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解决的手段，技穷之下，经济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短期内为了立即解决国内的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年），同时间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定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i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者，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Snyder，1940）。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出头的一天？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一页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派经济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如此。象征意味更重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交易的原则，愈发凸显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门户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次要了。否则政治后果之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烈之路。
于是，凡在过去就以提高关税为手段，抵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农业的国家，现在把关税提得越发高了。但单靠提高关税不足为凭，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开始提供补助，保证农产品价格，对收购过剩的产品，或者干脆付钱给农家，叫他们停止生产。1933年之后，美国就曾出此下策。70和80年代，在“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之下，欧洲共同体几乎被人数日益稀少的的农户所享有的补贴政策给拖垮。而这个奇怪的矛盾政策，其实正是大萧条留下的余孽啊。
至于工人阶级，战后各国致力消除大量失业的现象，“完全就业”成为改良式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首要经济任务。倡导这项政策的人士虽然不止一位，但其中最出名的先觉者和前锋，要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他的学说主张，铲除永久性大量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政经兼顾。凯派人士认为，完全就业工人的收入，将为经济制造消费需求。这项看法固然相当正确，可是舍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其实还有许多。英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单单挑上这一项急忙实行的缘故——甚至在二战结束之前就急忙推动——主要在于大量的失业对政治、对社会都具有极为强烈的破坏力。这个事实，大萧条期间大家都亲眼看见过了。众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后当大批失业再度出现，尤其在80年代初期严重不景气的时期，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以为社会紊乱将会再起。结果，出乎意料，混乱并未发生（见第14章）。
社会所以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谁还会对这个行动感到惊异？多年以来，各发达工业国——除了少数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国——都普遍设有规模庞大的福利措施，使得大家都习以为常。我们几乎忘了，迟至二战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符合现代定义的“福利国家’。甚至连向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北欧国家在内，当时也不过刚起步而已。事实上福利国家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
大萧条重创之大，更使一个事实显得愈发突出：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苦。当世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总生产量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间，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雄厚影响力的社会经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他们看到的苏联经济，虽然处处可见其原始落后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残暴无情。可是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经济不为萧条所动的成就深刻。因为这些外来访客一心所想解决的问题，并非苏联内部真正的政治经济现象。他们关心的对象，乃是本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程度。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吗？此起彼落，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教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covery）。他在书中主张，社会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大小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作“政经计划会”（Political andEconomic Planning，PEP）。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日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则纷纷自命为计划派的发言人。甚至连以反共为标榜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其实1933年之后，纳粹本身应付大萧条的方案也有相当成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纳粹的成功和未引起国际间同样的重视，我们在下章将有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