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御法西斯的国际联盟，并不因斯大林一厢情愿，想于战后与美国携手的美梦而有所强化。但也正因为斯大林大梦的昙花一现，反而愈发印证双方合作力量强度深度的不足。当时这一场跨越思想意识的国际联手行动，显然属于一种军事上的合作，以共同对抗纳粹侵略。若没有纳粹德国的野心在前，并攻打苏联、对美宣战，造成战事的最高潮，这类合作永远都不会出现。战争的本质，证明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意义深长：这是一场军事与民间力量加上社会变革的总动员；对盟国而言，尤其如此。这次大战，是改革家的战争，其中原因有二。一是连最有信心的资本主义势力，此番也不得不承认若不改弦更张，要想赢得这场长期战争势必无望。二则由于短短二十年间大战再度爆发。十足凸现了两战之间一切努力的破产。而众志不能联合共御强敌，不过是诸多失败中的一小起病症而已。
社会改革的新希望将与胜利一同到来的心态，可以从当时各国民意的演变中愈发阐明。奇怪的是，尽管其他参战国或光复国家的民众都能畅所欲言，表达这种想法；独独在美国，自1936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却稍见减少，共和党则大幅上升。当时的美国关心焦点都集中在内政事务，比起其他任何一国，美国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也最少。反之，凡在真实意义的选举能够举行的其他国家里面，民意却普遍向左倒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英国，广为世人崇敬爱戴的丘吉尔，竟然在1945年的大选中败下阵来。而工党的票数却有50％的跳升，被选民送上台去执政。接下来的5年里，工党政府在英国进行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其实保守和劳工两党，为大战效力不分上下；选民的抉择则显示胜利与社会改革两者缺一不可。这种鱼与熊掌务必得兼的意愿，在二战的西欧各国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不过，当时的民意虽然看似激进，甚至一度将前法西斯或通敌的战时政府推翻下台，我们却也不用过度渲染其中激烈的程度。
至于其他靠游击革命或红军而解放光复的欧洲国家，实际局势则较难判定。其中最起码有一项因素，使得这项民意认定的工作难上加难。这些地区，曾经发生过大量的种族灭绝行动，并有大批人口被迫流放迁徙。同样一个国家，战前战后虽然挂着同样一个名字，人事却已大非，很难判定民意的变化去向。在这一大片地区里，曾经被轴心势力侵占的诸国人民，绝大部分都将自己看作轴心施暴的受害者。其中却也有例外，那便是政治立场相左的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它们在德国羽翼之下，战时均曾获得表面的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及德国的盟邦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民众；当然还有，迁住于这些地区的德国人。不过，尽管大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德国铁蹄下的被害者，却不意味着他们便赞同共产党发动的地下抗敌行动（也许犹太人是个例外，大家都不放过他们），更不表示他们因此便对俄罗斯大表同情（除了那些一向偏爱俄国的巴尔干斯拉夫裔人是为例外）。比方波兰人，便普遍对德俄两国恨恶交加，对于犹太人，更是天生具有反感。至于1940年被俄国强行占领的波罗的海国家，在1941－1945年间难得可以表示意见的那几个年头里，则反俄反犹却亲德。在罗马尼亚境内，共产党人和地下抗德运动两不见踪影；在匈牙利也少得可怜。反之，保加利亚则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亲俄感情，不过地下活动的声势却不见配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一向为该国大党之一，此时则在真正的自由大选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史以来的最大党派。但是政治立场上的种种分歧，却在随后而来的苏联占领下迅速化成空谈。然而，游击武力的胜利，虽然不能与公民投票的意义相提并论，但是绝大多数的南斯拉夫民众，却都真心欢迎铁托游击队的胜利。唯一的例外，只有作为少数的南斯拉夫日耳曼后裔，以及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的政权（该政权会大肆屠杀塞族，大战落幕，轮到塞族进行残忍报复），再加上塞尔维亚地区主张传统派的大本营。以致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活动，以及后来的抗德战争，始终不曾在这一地区开花结果。至于希腊，虽说斯大林断然拒绝支援共产党及亲左翼人士——其对手则有英国为其撑腰——该国却不改其分裂传统纷争不休。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更为复杂，只有对该国民族关系具有深入研究之人，才敢对共产党胜利之后民心的政治风向冒然尝试分析。但是，尽管各国情况不一，总的来说，当时都正在向着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迈进。
说来奇怪，环顾世界，苏联（连同美国）却是唯一不因大战带来重大社会及制度变革的国家。战争揭幕及落幕之际，苏联的统治者，都是斯大林一人（见第十三章）。但是尽管如此，大战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稳定性造成的压力却不可谓不大，在镇压特别厉害的乡间地区尤为严重。若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德国侵略者恐怕将会赢得许多苏联民众的长期支持。相反地，苏联最后终获胜利，主要却基于境内多数民族爱国情切——也就是大俄罗斯本土的人民，他们是红军部队的核心，是危急存亡之际苏联当局发出紧急呼吁的对象。事实上在苏联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官方名称正是“伟大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War），而此名也确实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