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有的殖民体系，果然在亚洲首先宣告破产。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原法属），于1945年宣布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1948年则有缅甸、锡兰（Ceylon，即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1946年，美国予从1898年以来即占有的菲律宾群岛正式独立地位。至于日本帝国，自然已经在1945年寿终正寝。伊斯兰教北非一带，殖民势力也岌岌不保，不过一时还算稳住阵脚。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地区，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诸岛，则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在东南亚地区，殖民政治的解体遭到殖民当局的顽强抵制，尤以法属印度支那为著（即今日越南、柬埔寨、老挝）。盟军胜利之后，共产党的地下抗日团体在伟大的胡志明领导之下宣告独立。而法方却在英美两国先后支援之下，犹作困兽之斗，发动攻击，企图重新夺取这块土地，并强迫这个新生的国家与胜利的革命为敌。法方最后毕竟还是失败了，于1954年退出越南。可是美方不愿放手，继续妨碍着越南的统一，并在分裂的越南南半部扶持起一个附庸政权。等到这个政权也要不保，美国便在越南发动一场长达10年的大战，一直到1975年，它自己也终于败出越南为止。10年之间，美国在这个不幸的国家投下的炸弹之多，远超过二战期间的总数。
至于东南亚其余地区，殖民势力的负隅抵抗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荷兰国力大衰，已经无法在分布广大的印尼群岛备置足够的武力。不过若荷兰真有意动武，绝大多数的岛屿倒可作为破码，作为荷方与占优势地位人口5500余万的爪哇部族（Javanese）之间的平衡（荷兰的表现比英国好得多了，不曾将原殖民地任意划分成数个独立小国）。但是荷兰人一旦发现美国无意将印尼作为如越南般防御共产主义世界的重要防线，便立即弃守。事实上，印尼离共产党统治甚远；新兴的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刚刚于1948年平定了当地共产党发动的一场叛乱。这一表现，使美方相信荷兰军力还是回欧洲，专心对抗苏联的威胁更能发挥作用，远比留在远东维持它的帝国来得划算。因此，荷兰人打道回府，只在美拉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岛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西半部，尚残留一方海外殖民的立脚点。到60年代，荷兰这最后的据点也终于移交给印尼。而在马来半岛一带，英方却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一边是当地传统的苏丹统治，在帝国羽翼之下，已经相当发达。而在另外一边，却是截然不同且相互猜忌的两大族群：马来人与华人——并且各有各的激进一面。受到共产党鼓舞的华人，是大战期间当他唯一的抗日团体，因而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冷战揭幕，西方自然不容任何共产党人在前殖民地掌权，更不用说华人的共产党了。1948年后，英方花去了12年的工夫、5万名部队、6万名警察，加上当地20万人的警力，才将一支以华人游击武装为主力发动的叛乱平定。在此我们大可一问，马来亚若没有那些可以一保大英帝国英镑稳赚不赔的锡矿和橡胶，英国人是否还会如此甘心乐意地付出代价，进行这些行动呢？不过无论怎么说，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一事，都不会是件单纯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57年，总算才解决，得到马来亚保守分子及华人百万富豪双方尚满意的结果。1965年，以华人居民为主的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宣告独立，成为一个富有的城市国家。
英国看得比荷法两国清楚，多年在印度的经验告诉它，一旦民族主义运动认真严肃地展开之后，帝国唯一的自保自利之道便只有放手，不可再坚持正式的统治权力。1947年，英国在自己的统治地位大为不保之前，便毫不反抗地退出了印度次大陆。锡兰（1972年更名为斯里兰卡）和缅甸两地，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获得独立。锡兰是又惊又喜，欣然接受；缅人则略有犹疑。因为缅甸的民族主义分子，虽然是由反法西斯的人民自由联盟（People’s Freedom League）领导，却也曾与日本人合作。他们对英国敌意甚深，刚一独立，便立即拒绝加入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在英属众多前殖民地当中，缅甸是唯一不曾加入的国家。伦敦方面的用意，是想借这个没有任何责任义务约束的组织，至少为大英帝国留住一份回忆；冀望的眼光，甚至投注到同年宣布独立于英联邦之外的爱尔兰共和国。总而言之，英国人能以和平的方式，由世界上最大一片为外人辖治的土地上迅速退出，虽可归功于二战末期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但这一场善功，却仍非完满成功之举。因为英方固然全身而退，印度当地却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并被划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另一个则是虽无宗派，却以信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人组成的印度。分治之时，约有数十万民众因宗教对立惨遭杀害。另外则有数以百万的居民离开祖居的家园，被迫迁往现在是一个外国的地方。这个惨痛的结果，绝不是印度民族主义人士、伊斯兰运动，或前帝国统治者任何一方的初衷。
所谓一个另立门户的“巴基斯坦”，由印度分离出来，这个想法，到底是如何在1947年演变成最后的事实呢？这个观念，其实连巴基斯坦这个名字，都是晚到1923-1933年才被一群学生叫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如果当初……”的疑惑，一直到今天还在纠缠着学者专家及爱做梦的人。我们现在有后见之明，可以看出沿宗教信仰划分印度，等于为日后的世界立下了一个极为不祥的先例。对此，需作进一步的阐明。就某一方面来说，当年之过，虽不是任何一方的过错，却也是众人共同的过错。在根据1935年宪法举行的选举中，国大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甚至包括多数的伊斯兰教地域在内。原本宣称代表少数社群的另一全国性党派——穆斯林联盟（MoslemLeague），表现却极不理想。国大党这个非宗教非宗派政治势力的崛起，自然令许多仍然没有投票权的伊斯兰教徒胆战心惊（当时多数的印度教徒也没有投票权），深恐印度派势力从此坐大。因为在一个以印度教民众为多数的国家里，国大党的领导人物自然也多是出身于印度教。这场选举下来，非但不曾特别关注穆斯林民众恐惧的心理，也没有配予他们额外的代表名额。选举的结果，反而更加强化了国大党为自己设定的地位：它是全印唯一的全国性大党，代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方共同的子民。也就是这个印象，促使穆斯林联盟那位难缠的强硬领袖真纳与国大党决裂，走上了最终导致两族分离的绝路。不过到1940年为止，真纳始终反对穆斯林独立建国的主张。
到了最后，却是一场世界大战将印度一分为二。就某方面来说，这场大战是英国君临印度的最后一场大胜利——同时，却也是它精疲力竭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息。这是最后一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力量动员了全印的人员及经济力量，共赴一场为不列颠效命的战争。这场大战的规模，更胜1914－1918年的战争。然而，这一回战争行动却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一回，人民已经在一个全国性的解放运动下联合起来。这一回，作战的对象也与上次大战不同，是随时会袭来的日军。最后的战果固然辉煌，付出的代价却过于惨重。国大党的反战立场，不但迫使其领导人物退出政治舞台，1942年后，甚至被下到狱里。战时经济造成的压力，也使穆斯林中原本支持英国统治的重要成员心存嫌隙，转投穆斯林联盟的军营，其中尤以当今巴基斯坦旁遮普（Punjab）的成员最显著。穆斯林联盟的势力迅即跃升，成为一大群众力量。在此同时，德里的殖民政府唯恐国大党的声势破坏战事行动，开始故意并有计划地利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心理制造事端，以图瓦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此，英国人的确难逃“裂而治之”的阴谋了。为求胜利，英方殖民统治不择手段，不但毁了自己，也抹煞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正当意图：那就是在印度次大陆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众多社群和平共存，同治于一个单一公正的政府和法律之下。可是机会一去不再回来，等到大战结束，族群自治的政治引擎已经发动，永远无法回头了。
到了1950年，除了印尼一地之外，亚洲各国的殖民政治已告全面结束。同一时期在西面的伊斯兰地区，由波斯（伊朗）开始，一路到摩洛哥，也由于一连串的群众运动、革命政变、叛乱起事而全面改观。首先发难的，是伊朗境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国有化（1951年），以及该国在共产党支持的莫沙德（Muhammad Mussadiq，1880－1967）领导之下，向民粹主义的转变（苏联大胜之后，共产党在中东地区获得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自是不足为奇）。莫沙德后来则于1953年在美英两国特务人员主导的政变中被推翻。埃及则有纳赛尔（GamalAbdel Nasser，1918－1970）领导的自由军官（Free Officers）起来发动革命（1952年）。接下来，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推翻了西方势力代理的政权（1958年）。埃伊叙三国的政局大势已定，即使在英法两国联手之下，再加上新成立的反阿拉伯的国家以色列，三方合作，极力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Suez War，见第十二章）中企图把纳赛尔拉下台来；但是举三国之力，却也无法再逆转大局。法国则在阿尔及利亚苦涩地力拒当地国家独立运动（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与南非一样——虽然两者情况不同——都属于当地原住民与大批欧洲移居者难于共存的棘手地区，因此解除殖民统治的问题格外困难。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尤其残酷，在这些原本是想要追求文明的国家里，军警特务队伍的残暴行为却从此深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种种诸如电击舌头、乳头、阴部等不人道的酷行，自阿尔及利亚战事开端，日后便被广泛采用。在阿尔及利亚终于赢得独立之前，这场战争已经导致法国第四共和政权的垮台（1958年），第五共和也几乎不得幸免（1961年）——虽然戴高乐将军早已认识到阿尔及利亚独立终将无可避免。同一时期（1956年），法国政府却悄悄地与北非另外两个保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就其自治独立进行协商（突尼斯日后成立共和国，摩洛哥则维持君主政权）。同年，英国也悄然无声地放手让埃及南方的苏丹离去。在英国失去对埃及的控制之后，苏丹也已经变得无法管了。
各家老大帝国，到底是在何时恍然大势已去，意识到帝国时代已近尾声？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英法两国一度曾企图重建往日的全球霸权，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付出最后一击，意图合以色列之力，用军事行动推翻埃及纳赛尔上校的革命政权。如今回头看去，显然命运已定，回天乏术。可是当时的伦敦巴黎当局者迷，看不出其中真相。这段插曲的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失败（以色列的观点自然不同）。更可笑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简直集颟顸无能之大成，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场行动几乎尚未发动，便在美国压力之下取消，却将埃及推向苏联阵营。1918年以来“英国在中东的时代”，英国在该地区占有绝对霸权地位的时代，从此永远地告终了。
到50年代末期，残存的老大帝国都已心知肚明，认识到过去实行的正式殖民手段必须彻底放弃。只有葡萄牙依然执迷不悟，面对帝国的解体不肯觉醒。葡萄牙本身经济落后，政治孤立，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殖民方式。它还需要剥削在非洲的资源，加上其经济体系缺乏竞争能力，剥削之道也只能出于直接统治。至于南非及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这几处拥有庞大白人移民的非洲国家（肯尼亚除外），也拒绝配合最终必将产生非洲本地人政权的政策。南罗得西亚的白种移民，甚至径自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965年），以免走上黑人多数统治的命运。然而，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比利时在非洲拥有比属刚果）三地的政府，都决定面对现实，认为与其长期争斗下去，最终殖民地仍不免独立，反而落入左翼政权的手中；倒不如主动让它们在政治上正式独立，还可以维持其文化经济的依附性。只有肯尼亚一带，爆发过大规模的骚乱及游击战——即1952－1956年的矛矛运动（Mau MauMovement）——不过主要也仅限于基库尤部落（Kikuyu）。在非洲其他地区，预防性的殖民地自治政策，在执行上可谓相当成功。只有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在殖民政治结束之后便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进而发展成一场内战及国际斗法的场所。至于英属非洲，前黄金海岸（今加纳）原已有一人民大党的存在，由才智卓越的非洲政治家，也是全非有名的知识分子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于1957年获得独立。至于法属非洲的几内亚（Guinea），戴高乐原建议其加入所谓的“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名为自治，骨子里却想使其继续对法国经济保持高度的依赖。几内亚首领杜尔（Sekou Toure）断然拒绝，于是该国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于1958年匆匆独立，一贫如洗，只好成为黑人领袖当中，第一个转而向莫斯科求援者。英法比三国在非洲其余的殖民地，到了1960－1962年间，几乎都获得自由。剩下几处，也很快走上同样的路途。只有葡萄牙所属，以及一些由白人移民建立的独立小国拒绝将统治权交回当地人民手中。
60年代，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几处大岛，安安静静地解除了殖民状态。至于其他一些小岛屿，也在此后的20多年，一批批渐次独立。印度太平两洋诸岛，则先后在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宣告独立。事实上到1970年之前，世界上已找不出几处有相当面积的地区，还留在前殖民势力或其移民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有非洲中部和南部例外——当然，还有处于战火中的越南。帝国时代，至此终于进入终点。然而在短短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各帝国的势力似乎还永远无法摧毁。甚至在不到30年前，世界多数居民还在帝国势力的统治下。往日已矣，永无回时，帝国往昔的荣光，只有在前帝国文人的笔下徒自伤悲，在电影镜头中黯然回味。可是由前殖民地诞生的国家里，新生一代的当地作家，却开始执笔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这个新的起点，开始于一个独立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