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在中国实行的新路线，不啻为最坦白公开的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构造需要大事修改。而且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是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毛病。只见苏维埃式的经济动力渐缓，所有可以计算的重要增长数字，也随着1970年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逐期降低：国民生产总额、工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本投资，实际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没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苏联经济毕竟露出疲态，宛如牛步进行。更有甚者，苏联不但没变成世界贸易里的工业巨人，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输出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及其产品为大宗；到了1985年，却转以能源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气）。反之，它如今的进口货物中，几乎有60％为机械及金属类等，以及工业消费产品（SSSR，1987pp．15－17，32－33）。换言之，苏联的地位已经宛如专事生产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他较先进的工业经济提供能源——事实上，后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国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主。而后两国的工业，也可以依赖苏联无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场供应，无须从事重大改进以补自身不足。
事实上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连一般性的社会指标，如死亡率也停止缩减，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打击之重，莫此为甚——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应无须过度倚重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可经由社会正义，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人民于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共产主义体系瓦解前的20年内几乎毫无变化——事实上还时有下降之势。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严重深思的问题，因为同时间在其他多数国家里面，平均预期寿命却在延长（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古巴，以及一些可以获得数据的亚洲共产党国家，此时都在增长之中）。1969年时，奥地利、芬兰、波兰三国人民，平均可享同样寿数（70．1岁）；但是到了1989年，波兰的预期寿命却比奥芬两国少了4年。也许这表示活着的人比较健康——如人口学家即如此认为——但是那也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继续救活的病人，换到社会主义国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Riley 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苏联在内，对此趋势都不免忧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 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时，另有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反映出苏联制度的日趋衰败，即“特权阶级”（nomenk latura）一词的出现（此名似乎是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传达西方）。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党的干部——即列宁国家的统治系统骨干——在国外一向为人敬重，并享有几分不情愿的艳羡之情。虽然其手下败将的本国反对派，如苏联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曾指出这支队伍也颇有官僚腐化的潜在危险。不过在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却认为共产主义向全球挺进的秘密法宝正在其中，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别歧见、无私无我的干部队伍，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党的“路线”（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 Duverger，1927）。
但在另一方面，“特权阶级”一词（这个名词在1980年以前几乎默默无闻，只在苏共行政体系的词汇中出现而已），却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自私自利官僚系统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腐败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的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
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头痛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像两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之外，因此也免疫于当年的“大萧条”。如今它与外界的牵连日重，自然无法逃遁于70年代的经济冲击。欧洲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苏联，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竟成为黄金时期之后大危机下的真正牺牲者；而“发达市场经济”虽然也受震荡却终能历经艰难脱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击（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这实在是历史的最大讽刺。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国家如西德、日本，更是一路冲刺毫无半点踉跄。相比之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得面对本身日益棘手的制度问题，同时还得应付外面那个问题丛生且不断在变化的世界；它们自己，则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个中情况，也许可以用国际石油危机的暧昧例子解释。一场危机，改变了1973年后的世界能源市场，论其影响，因正反两面俱在，因此极为暧昧。在全球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力之下，当时极低廉的油价（其实就实际价格而言，自大战以来甚至一路下降），于1973年间几乎猛涨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后，又再度做三级跳。涨幅之大，实在超出想象：1970年时每桶油价为2．53美元，到80年代后期，每桶已经高达41美元左右。
一方的石油危机，对另外一方却显然福星高照，其中好处有二：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产油地而言，黑油摇身一变成为黑金，就好像一张保证每周中奖的彩券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数以百万的钞票滚滚而来。一时之间，腰包鼓胀的苏联不但可以省却经济改革的麻烦，也可以靠石油进账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进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苏联输往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由原本占其总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跃升为32％（SSSR，1987 p．32）。有人认为，就因为忽然有了这股意想不到的财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权在革命浪潮再度扫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跃跃欲试，意图与美国在国际上一争短长（见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头撞进了自杀性的军备竞赛（Maksimenko，1991）。
石油危机带来的另外一项机遇，在于不断由亿万富豪产油国（这些国家的人口通常极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国际银行体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着任何想借钱的人开口。发展中国家当中，鲜有几国抗拒得了这股诱惑，于是纷纷伸手将一笔又一笔的巨款塞进口袋，终于引发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债务危机。至于向这股铜臭风屈服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显著者为波兰和匈牙利——这些钱仿佛天赐神助，不但可以用来投资刺激增长，同时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种种现象却只使得80年代的危机愈发严重，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花钱如流水的波兰又是最佳例证——实在缺乏弹性，根本不具备利用这股资源的能力。为了对付上涨的油价，西欧国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年），可是同一时期的东欧，却只减少了两成稍多一点。两者之别，非常分明（Kollo，1990 p．39）。苏联的生产成本猛升，罗马尼亚的油田干涸，能源经济化的利用愈发艰难。到80年代初期，东欧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继而造成粮食及制造品的极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这类栽进高筑的债台，通货膨胀愈烈，实质薪金走低的国家之外）。这就是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步入最终证明为其最后10年的时刻，所面临的状况。唯一能够解救这种危机的方法，便是回返斯大林的老路，严格实行中央号令及约束——至少在“中央计划”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中央计划早就不灵了）。这项老法子，在1981－1984年间，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债务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两国例外）。一时之间，仿佛点燃了一种幻觉，认为可以无须进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却更促成了一场“大跃‘退’，债务危机再现，经济前景愈发黯淡。”（Kollo，p．41）这就是当戈尔巴乔夫登上领导人宝座时苏联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