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