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他度假日，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师烦恼地想，“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平素说的都是聪明话，好话，可是人总觉得他们是愚蠢的人。”
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用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谈话来给他解闷儿，他总是厌烦。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地变得贫嘴，放肆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方面去。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了，它把我折磨得好苦，”他想，气恼自己这样小题大做，“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局面仍旧是那样。他一连好几天不走出旅馆的房间，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顶幸福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勉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没有走出过旅馆的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话。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抖擞，一天到晚在城里蹓跶，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馆里，神情激动极了，脸涨得绯红，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在讲些什么，后来站住说：
“名誉第一啊！”
他又走了一阵，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了，名誉第一啊！不知我为什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伦[19]，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师说，“请您看轻我吧，我打牌输了钱！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交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愤而涨红了脸，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往一张圈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说：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待了。骗子！奥地利的间谍！”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很深的雪。霍博托夫医师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寓所，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寓所。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流言在城里传布。据说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句话也没有说，数一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慌张地说，没听懂他的意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素来把医师看做正人君子，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现在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间。医师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间里，达留希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闹闹，弄得达留希卡和孩子们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觉着很不自在。医师动了怜悯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样做，使他感到很大的快乐。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要就是或许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紧抓住他的注意力，他看书感到疲劳了。为了免得把时间白白度过，他就给他的书开一个详细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费事的工作，他倒觉着比看书还有趣味。这种单调费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墙边，眯细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里去看望伊万·德米特里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回伊万·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气忿；他请医师不要来搅扰他，因为他早就讨厌空谈了。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蛋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么一点儿要求他们也会拒绝他吗？那两回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一声，回答说：
“滚你的吧！”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该不该再去看望他。不过他心里还是想去。
从前，在吃完午饭以后的那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现在从吃完午饭起直到喝晚茶的时候止，他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给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领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地根据服务，不论什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一走过小杂货店，一看见女老板，就觉着害臊。到现在他已经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钱。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希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是医师不久就要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烦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偶尔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他处处都讨厌：胖胖的脸、恶劣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高筒皮靴。顶讨厌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看病。每回来访，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