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某省某县，住在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上。他是个青年人，起床很早，平时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每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对我抱怨说，他从没得到过任何人的同情。他在花园中一所小房里住着，我却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那儿除了我用来睡觉的一张宽阔的长沙发和我用来摆纸牌卦[1]的一张方桌以外，别的家具一无所有。那儿的一个亚摩司式的旧火炉里，哪怕在没风的天气，也老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而在暴风雨的时候，整个房子就都颤摇，仿佛要咔嚓一声倒下来，土崩瓦解似的，特别是夜里，所有十个大窗子突然被闪电照亮，那才有点吓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经常闲散，简直什么事也不做。我一连几个钟头从我的窗子里望出去，瞧着天空，瞧着飞鸟，瞧着林荫道，或者把邮递员给我送来的信件报纸之类统统读完，或者睡觉。有的时候我走出房外，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散步，直到暮色很深才回来。
有一次我走回家来，无意中闯进一个我不熟识的庄园里去了。太阳已经在落下去，黄昏的阴影在开花的黑麦地里铺开来。有两行老云杉立在那儿，栽得很密，生得很高，好比两堵连绵不断的墙，夹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巧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那条林荫道走去，地上盖着云杉的针叶，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阴暗，只有树梢高处有的地方颤抖着明亮的金光，蜘蛛网上闪着虹彩。空中有一股针叶的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后来我拐一个弯，走上一条两旁是椴树的长林荫道。这儿也荒凉而古老，去年的树叶悲伤地在我的脚下沙沙响。树木之间的昏光里隐藏着阴影。右边古老的果园中有一只金莺用微弱的嗓音不起劲地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可是后来椴树林也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有露台而且带阁楼的白房子。出乎意外，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地主的庭院，一个宽阔的池塘，边上有个浴棚，栽着一丛碧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子，矗立着一座高而窄小的钟楼，楼顶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像在燃烧。一时间，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又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倒好像以前我小的时候见过这些景物似的。
一个石砌的白色大门口由院子里通到野外，大门古老而坚固，上面雕着狮子，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生得苗条，苍白，很美，头上的栗色密发蓬蓬松松，长着一张倔强的小嘴，神态严峻，看也不看我。另一个还十分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也苗条而苍白，生一张大嘴和一双大眼睛，看见我路过就惊奇地瞧着我，说了句英国话，神情忸怩。我觉得那两张可爱的脸以前也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一面走回家去，一面觉得仿佛做了一场美梦。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散步，忽然出乎意外，有一辆安着弹簧的四轮马车沙沙响地滚过草地，走进院子里来，车上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是年纪大一点儿的那个。她是带着认捐单来替遭了火灾的人募捐的。她眼睛没有看着我们，严肃而详尽地向我们说明西亚诺沃村有多少所房子烧毁，有多少男女村民和儿童无家可归，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步骤，而她现在就是那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她要我们写下认捐的款项以后，收起认捐单，立刻开始告辞。
“您完全忘了我们，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以便握手，“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愿意看一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在怎样生活而光临寒舍，我的母亲和我是会很高兴的。”
我鞠躬。
她走后，彼得·彼得罗维奇讲起来。这个姑娘，依他的说法，是上流人家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同母亲和妹妹所住的庄园，如同池塘对岸的村子一样，都叫谢尔科夫卡。她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做到三品文官，后来去世。尽管广有家财，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却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从不离开。莉季娅在她们的谢尔科夫卡村一个由地方自治局开办的学校里做一名教师，每个月领二十五个卢布的薪金。她自己的用项全靠这笔钱开支，由于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是个很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也许，过一天我们到她们家里去一趟吧。她们见到您会很高兴。”
有一个假日，我们吃过中饭以后，想起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就动身到谢尔科夫卡去。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以前大约很美，现在却未老先衰，害着哮喘病，神态忧郁，精神恍惚，极力跟我谈绘画。她从女儿那儿知道我也许会到谢尔科夫卡来，就连忙回想她在莫斯科的画展上见过我的两三张风景画，现在就问我在那些画里打算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她在家里的称呼，莉达，大半在跟别洛库罗夫说话，很少跟我谈天。她神情严肃，不带笑容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为什么地方自治局的会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道，“这不好。该害臊才是。”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这不好。”
“我们全县都由巴拉京把持在手心里，”莉达转过身来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做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把县里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他那些侄子和女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斗争才行。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人是什么样子。该害臊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叶尼娅在他们议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没有开口。她从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的人还没有把她看成大人，由于她小而叫她米修司，因为她小时候就是把她的家庭女教师叫做Mucc[2]的。她一直带着好奇心瞧我，临到我翻看照片簿，她就解释说：“这是舅舅……这是教父。”而且伸出小小的手指头指点照片。这时候她就像小孩子那样把肩膀挨着我，我就近看见了她那柔弱而没有发育起来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由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lown-tennis[3]，在花园里散步，然后在晚饭席上坐很久。在立着圆柱而且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以后，来到这个不大而又舒适的房子里，看见墙上不贴粗俗的彩色画片，听见大家对仆人一律称呼“您”，我感到颇为自在。由于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场，在我的心目中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一切都带着正派的意味。晚饭席上，莉达又对别洛库罗夫谈起地方自治局，谈起巴拉京，谈起学校图书室。她是个活跃、真诚、有信念的姑娘，听她讲话是有趣的，只是她讲得太多，声音太响，也许这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讲惯了吧。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习惯，喜欢把一切谈话都变成争论，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疲沓冗长，明明要显出他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比划手势，而他的袖子却带翻了佐料碟，弄得桌布上湿了一大摊，不过除了我以外，好像谁也没看见似的。
我们回家的路上，黑暗而清静。
“良好的教养不是表现在自己不把佐料碟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现在别人做出了这样的事，自己只做不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叹了口气，“是啊，这是很好的、有知识的一家人。我已经跟上流人隔绝了，唉，完全隔绝了！而这全是因为工作，工作啊！”
他讲起人要是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非辛苦工作不可。我却心里暗想：他是个多么沉闷懒散的人！他一严肃地谈到什么事，就紧张地拖长“啊”的尾音，工作起来也像说话那样慢吞吞，老是迟误，错过时机。我对他的办事才干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过他把信带到邮局去寄，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揣在口袋里忘了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