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点一点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对我伸过手来说，“跟您见面我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着不自在了。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戈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做平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味的人了。”
她又看一眼浆糊桶，看一眼壁纸，接着说：
“我本来请求布拉戈沃医师设法使我跟您比较亲密地交个朋友，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到我家里来玩，那我会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谈一谈！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着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觉。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了，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个兵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戈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高兴多了。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这是一种又干净又清静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出许多活儿，同时光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而且它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样。四周是一片墓园里所应有的、死气沉沉的寂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爆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像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个画工正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再不然萝卜叹口气，回答自己的思想说：“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抬过来了。……
白天我在这种寂静里，在教堂的幽暗里度过。在漫长的傍晚我总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楼座去看话剧，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下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有机会看到的话剧和戏剧亮相的情节，我就带着嫉妒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圣诞节的一个星期以前，布拉戈沃医师来了。我们又争论，到傍晚总是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样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是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疚的脸色看得出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
“您听我说，为什么您不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迷人，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这是废话！”医师笑着说，“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谋事人身份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的脸显得好像宽了一些，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就长得宽，绯红，神态有点像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不年轻了，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座，说，“要不是他，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好了。”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叹口气说，“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坏事都是由闲散，由烦闷无聊，由心灵的空虚来的。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我真心对您说：做富人是没有趣味，也不愉快的。大家说，人都是靠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因为一般说来正当的财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她用严肃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点一点数似的，接着说：
“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它们能够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坚强的人。以前父亲和我过得并不富裕，简简单单，现在呢，您看见我们在怎样过活。说起来骇人听闻，”她说，耸了耸肩膀，“我们一年要花到两万！而且是在外省！”
“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繁重肮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克瓦斯泡的面包渣汤，”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传来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有。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笑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因为不习惯而觉得拘束，就跟民族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没有力量。医师也讲了几个工厂工人的生活逸事。他身子摇摇晃晃，哭起来，跪下去，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的表演，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在钢琴那儿坐下来，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