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作文是我最喜欢的课。虽然语文老师一直不怎么喜欢我。
语文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上课爱画画。而他几十年后是班主任，对纪律要求得近乎苛刻，所以，此刻我写小学同学们再起他来，脑海中依然是一张不苟言笑的“猫脸”。这走到一起，大家记得最清楚张猫脸一出现在教室，总有种“一鸟入林、压倒百鸟的，就是我的画。不语”的威慑力，学生都老鼠见了猫似的。而我敢于在他的课上画画，的确是对师尊大大的“冒犯”。
其实，那时我是个很乖的女孩，胆子极小。小到老师丢一个脸色，就要流一节课的泪；老师批评一句，就一上午趴在桌子上抬不起头的程度。但不知怎的，就是控制不住上课经常画画。因为上课爱画画，虽然我的考试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却几乎没有当过三好学生，最大的班官是当了一年小组长。所以，几十年后小学同学们再走到一起，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的画。
今天回想起来，我画画，实际上也是一种作文。
因为我画的基本上是连环画，也就是有故事情节的画，我是在用画面传达一个故事，讲一个笑话，显现一种幻想。在思维方式上，画画和小学阶段的作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形象思维。因为小学年龄段的孩子，主要凭借形象来思维，所以小学阶段的作文，应该从具体可感的事物写起。
但我的语文老师是不懂这一点的，看到我画画，只认定我是破坏纪律，轻则没收本子，重则罚站。惩罚最重的一次是画一个男生上课睡觉，梦到深处打起了鼾，差点把老师气翻。我把这个细节画下来，就有了夸张的成分，画这个男生的鼾声过响，把教室房顶的瓦震落，烟囱震坍……同桌看了忍不住笑出声，我被老师逮了个现行，在办公室反思了一中午，没让吃饭，下午又在全班做了检查。自那时起，我觉得语文老师从骨子里轻视我，我也见了他就两腿发抖，患了严重的“语文老师恐惧症”。
治愈我这症的，是毕业前的一篇作文。
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的作文基本都是空喊革命口号，毫无感性内容。所以，尽管语文老师讲得滔滔不绝、嘴角冒白沫，学生们依然是难爱作文，每次交上的作文大都是照报纸抄来的，而且抄的基本是社论，可想而知是多么的空洞无物。毕业前的最后那次作文，老师布置的依然是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作文，我却鬼使神差地写了完全不同的一篇。
作文写的是毕业离校的一种心情。写作时我很投入，只感到在这所简陋的小学平平淡淡地待了两年，临离开时突然有了一种不舍，这种不舍我没有空洞地写出来，而是把它凝于一幅画面中。当然，这画面是用文字描绘出的：
村头一棵百年大槐树，一座高高的山坡，山坡对学校的两面是我们的小学校。此时夜幕已经降临，走在高高的排教室朦胧于山坡上，我不觉回望学校。学校的两排教室朦胧于月月色中，西头的办公室，闪色中，西头的办公室，闪闪地亮着灯光。我在心里默闪地亮着灯光。默说，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我的老师……
作文交上去后，被老师当做范文来读了，读得同学们都低下头，沉于离别的情绪中，有的女生竟哭出了声。我用文字画的那幅画，被老师用红笔在下面圈了许多圈圈。在以后中学、大学的岁月里，我的作文多次得过这种红色的圈圈，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一次。因为这是第一次！遗憾的是我并未拥有这篇作文，毕业的时候老师把它留下了，说是给下一届同学看看。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我得庆幸那时狂热地爱着画画，是它发展了我的形象思维和编故事的才能，使我能够在临近毕业时，自然地写出了这篇独特的作文。
这篇作文不仅把我从“恐师症”中解脱出来，也让语文老师记住了我。
1981年《萌芽》杂志复刊，正上大学的我在《萌芽》这一年的第5期和第8期分别发表了小说和散文处女作，尔后又在《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发表了作品。某日我小学时的班长突然找来，对我说，语文老师见到了我的作品，很为我高兴，让她捎话给我，希望见到我更多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不知那所小学校是否还在？我那篇留给下届同学看看的作文是否还在？我的老师是在的，据说身体还结实。我在此向他祝福了，谢谢他的红笔圈圈，让我找到了作文的自信。
郝月梅，祖籍天津。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认识作者著有“小麻烦人儿由由”系列、“搞笑鬼王闹”系列等儿童小说。作品获山东省新中国成立五十年（1949-9）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二届齐鲁文学奖。“搞笑鬼王闹”系列长篇儿童小说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