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大为惊讶，见一个教堂职员从神父住所走出来，便上前打听。那虔诚的老信徒回答他：“噢！这些人可不是坏人；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住的地方更远，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他们全都把老婆孩子撇在家乡。您想呀，战争，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开心的事！我敢肯定，那边的家人也在为这些男人伤心流泪呢。战争到头来只会让他们穷得丁当响，就跟咱们这儿一样！这里，眼下还不算太糟，因为他们不但不干坏事，而且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瞧，先生，穷苦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科纽岱见战胜者和战败者竟如此亲密和睦，气不打一处来，扭头便往回走：他宁愿自己闷在旅店里。鸟先生说了句逗乐的话：“他们在填补人口。”倒是卡雷-拉马东先生语重心长：“他们在弥补过错。”不过他们仍然没找到那个车夫。最后发现他在镇上的咖啡馆里，正跟那个普鲁士军官的传令兵像哥俩似的同桌共饮呢。伯爵质问他：
“不是吩咐过你八点钟套车吗？”
“是啊，吩咐过；不过后来我又接到另外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不准套车的命令。”
“谁给你下的这个命令？”
“还用问！普鲁士军官呗。”
“为什么？”
“我可不知道。您去问他吧。人家不让我套车，我就不套。——就是这么回事。”
“是他亲自对你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向我传的命令。”
“什么时候传的？”
“昨儿晚上，我正要去睡觉的时候。”
三个男子忐忑不安地返回旅店。
他们要见弗朗维先生，可是女侍回答说，因为害哮喘病，弗朗维先生不到十点钟是从来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禁止提前叫醒他，除非失了大火。
他们想见普鲁士军官，不过那也绝不可能，尽管他就住在这旅店里。凡是有关老百姓的事，他只允许弗朗维先生一个人同他谈。那就只有等待了。女士们又都上楼，回各自的房间去料理些无关紧要的事。
科纽岱在厨房的高大壁炉旁坐了下来。炉火燃得正旺。他叫人把一张小咖啡桌挪过来，要了一小瓶啤酒，便掏出烟斗抽起来。他那支烟斗在民主党人中间受到的敬重，几乎和他本人不相上下，仿佛它为科纽岱效劳，也就等于为祖国服务了似的。那是一只非常精致的海泡石烟斗，令人惊叹地结了老厚的烟垢，和主人的牙齿一般黑，但是它香喷喷的、弯弯的、亮锃锃的，和主人的手亲密难分，为他的仪表增色不少。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时而凝视炉中的火苗，时而凝视杯中浮着的酒沫；他每喝完一口，总要一边吮着沾在胡子上的泡沫，一边心满意足地用又长又瘦的手指掠一下又长又油腻的头发。
鸟先生推说要活动活动腿脚，向本地的零售商们推销他的葡萄酒去了。伯爵和棉纺织厂主谈论起政治来。他们预测着法兰西的未来。一个对奥尔良党人抱有信心，另一个寄希望于横空出世的救星，大势已去的关头摇身而至的英雄豪杰：一个杜·盖克兰[16]，一个贞德，或者另一个拿破仑第一？啊！说不定是皇太子[17]呢，如果他不是这么年幼！科纽岱听着他们的谈话，频频微笑，俨然一个参透了命运奥秘的人。厨房里弥漫着他的烟斗散发出的浓香。
钟敲十点的时候，弗朗维先生露面了。大家连忙向他打听，无奈他也只能把这样几句话照本宣科地重复两三遍：“长官这样对我说：‘弗朗维先生，你去通知车夫，明天不要给这批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们动身。你听清楚了吗？别再啰唆了。’”
他们于是要求见那军官。伯爵给他递去自己的名片，卡雷-拉马东先生也在上面附上自己的姓名和全部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传来他的答复：他同意这两个人去和他谈话，不过要等他吃了午饭，也就是下午一点钟左右。
女士们又都下楼来，虽然惶惶不安，大家还是多少吃了一点。羊脂球好像病了似的，而且神情异常慌乱。
刚喝完咖啡，传令兵就来找两位先生。
鸟先生自告奋勇跟他俩去。他们试图拉科纽岱也一块儿去，好让这次斡旋活动显得更隆重些。
但他高傲地宣称，他不屑于同德国人有任何交往；说罢回到壁炉边坐下，又要了一瓶啤酒。
三位先生走上楼，被领进这旅店最漂亮的一个房间，普鲁士军官就在这里接见他们。他倒在一张安乐椅里，两只脚跷在壁炉上，叼着一根长长的瓷烟斗，身穿一件绚丽夺目的睡袍，想必是从某个趣味低俗的小财主弃置的空宅里偷来的。他既不起身，也不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他为打胜仗的军人那本能的傲慢无礼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样板。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终于开口：
“你们由（有）什么事？”
伯爵说：“我们想动身，先生。”
“不行。”
“我可以请问一下不准我们走的原因吗？”
“因为沃（我）不远（愿）意。”
“我怀着极大的敬意提请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已经发给我们去第埃普的许可证；而且我想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值得您这样严厉的惩罚。”
“沃（我）不远（愿）意……这就是劝（全）部理由……你们克（可）以下漏（楼）了。”
三个人只得鞠个躬，退出来。
午后的时光很难挨。不明白这德国人为什么这样任性；他们心里做着种种离奇古怪的猜想。大家待在厨房里，设想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情况来，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也许要把他们扣作人质？——可是目的何在呢？——也许要把他们当俘虏带走？也许是为了向他们勒索一大笔赎金？想到这里，他们害怕死了。最害怕的是最有钱的几位，他们仿佛已经看到自己为了赎命被迫把满袋满袋的金钱倒在这蛮横无理的军官手里。他们挖空心思地编造着种种可以让人相信的谎言，隐瞒财富，假充穷人，很穷很穷的穷人。鸟先生甚至把怀表的金链子摘下来藏在衣袋里。黑夜的降临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灯已经点亮，可是离吃晚饭还有两个小时，鸟太太就提议打一场“三十一分”。这倒可以解解心中的郁闷。大家都赞同。连科纽岱也出于礼貌，熄灭烟斗，凑上一手。
伯爵洗牌，分牌；羊脂球一上手就得了个三十一分；打牌的兴致很快就平息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恐惧。不过科纽岱发现鸟先生两口子串通作弊。
他们正要坐下吃饭的时候，弗朗维先生又来了；他用夹带着痰响的嗓音说：“普鲁士军官让问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呆呆地站着，脸色煞白；接着刷地变得满脸通红，气愤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半晌她才大声吼道：“您告诉他，这个恶棍，这个坏蛋，这个普鲁士死狗，我永远不会答应；听清了没有？永远，永远，永远不会！”
肥胖的店主走了。大家把羊脂球包围起来，刨根问底，要她说出和普鲁士军官见面的内情。她起初坚持不说；可是，她愤慨得实在忍不住了，嚷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他要跟我睡觉！”大家都愤怒到极点，谁也没有觉得这句话刺耳。科纽岱把酒杯往桌面上使劲一杵，酒杯碎了。责骂那下流兵痞的声浪此起彼伏，义愤之情一发而不可遏止，所有人都发誓进行抵抗，仿佛在敌人要羊脂球做出的牺牲里，他们也都被要求承担一份似的。伯爵厌恶地指出，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和古代野人一般。几位夫人对羊脂球的同情变得更加热烈而又亲切。两个不到开饭不露面的修女低下头，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