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只好在客厅里打开音响，播放狂暴而粗俗的音乐，然后与情人翩翩起舞。
突然，家中的电线短路了，一切回归平静，只剩下母亲与情人满足的呻吟。
几乎就在同样的时刻，从楼上的小屋里传出美妙绝伦的歌声。
那声音穿破小屋，穿破外面茫茫的暗夜。
那声音像来自天外，没有一丝一毫的烟火色。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歌声像是一道闪电掠过天宇。
母亲和她的情人停止了做爱。
母亲说，女儿怎么又放了一张新唱片。
而母亲的情人则提醒说，家里已经没有电了，这是女孩自己的声音。
一头金发，一袭白裙，一张苍白的脸颊，一双忧郁的眼睛。
女孩站在小屋的中央，张开了她那打一出生就没有张开过的嘴。
她的喉咙就像是决堤的河水，她的从来没有活动过的舌头也无比灵巧地运动着。
这是自己的声音吗？
她自己也疑惑了，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表达着。
喉咙与心灵之间，居然有如此神奇的联系，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被接通过。
心灵在发出心灵的声音，而喉咙却不作一点回应。
当心灵与喉咙相遇时，就像心仪很久的朋友，多年通信而未曾谋面，亲切而有些羞涩地牵手。
那统治了她十多年的生命的寂静和沉默，终于在这一刻全面崩溃。
而女孩的声音，就像曾经被淹没的岛屿，伤痕累累地浮出水面，迎接阳光的第一次抚摸。
女孩的眼里充盈着泪水。
她只知道，这是自己的表达，自己必须表达，也终将赢得表达的权利。
上帝是公平的，上帝赐给人表达的自由，上帝恩惠着地球上热爱他和不热爱他的子民们。
《圣经》中这样说：“义人的口，发出生命的言语，是生命的泉源。”对于这个沉默了十几年的少女而言，她唱出的是生命的言语，而同时也让别人感到甘甜。
她表达了，所以她解放了；她表达了，所以她自由了；她表达了，所以她幸福了；她表达了，所以她快乐了。
我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这部片子的。
这部片子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观看。
在这样的时刻，宁静而安谧的时刻，我与女孩的歌声迎面相遇。
在优美的歌声后面，是一颗纯洁的心灵。
女孩歌唱的不仅是音乐，而是心灵。
在那天晚上之前十多年的岁月里，她在无声的黑暗中挣扎着，极其苦楚，却没有外露出任何挣扎的痕迹。
女孩是安祥的、温和的，有的时候她专注于某一件家具，整整一刻钟，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她简直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动物。
她不断地内敛，直到声音喷涌而出的那一刻。
是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剥夺一个人表达的权利，死亡也不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哑巴”——哑巴只是暂时失去了表达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终究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神秘地回归。
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开始思索表达的可贵与可能。
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重新回到“为什么写作”和“写作什么”这两个原初的命题上来。
表达是可贵的，表达申明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我不相信“我思故我在”，仅仅是思考还不足以表明自我的存在；我相信“我说故我在”，表达是宣告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
真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获得它的真理性的，如果真理仅仅存在于体悟和思维之中，那么对真理的捍卫就无从谈起。
真理的进步和深入，是在一个又一个感受到真理的人对真理大无畏的言说中展开的。
耶稣为了表达自己体验到的真理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布鲁诺也因为表达自己所体验到的真理而被施以火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鲁诺比那些宣称是耶稣信徒的并以此为理由烧死他的人更配得上是耶稣的信徒。
人类因表达而高贵。
每一个人也因为表达而成为千姿百态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表达也是可能的，在人类文明最为晦暗不明的时刻（例如被宗教裁判所主宰的中世纪、纳粹德国和斯大林帝国），表达也不会丧失其全部的可能性。
就像石头缝隙中的小草，不屈不挠地向往着阳光。
就因为对阳光的向往，小草也能够顶起大石头。
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是在寻求表达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得以发挥的。
如果人类失去了对表达孜孜不倦的渴望，那么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就停滞了。
任何专制和极权的力量，不管它们有多么巨大，也不能消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表达的需要。
这也是我对人类最主要的信念之一。
电影中那个柔弱而坚强的女孩，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凤凰浴火般的永生。
而我在观看女孩故事的过程中，也再次坚定了自己献身于“表达”的信念，再次确认了自我写作的立场和目标。
我把我的生命以及作为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写作，看成是对表达的可能性的一种追寻。
而生命和写作的快乐、痛苦、困惑、艰辛，全是源于我强烈的表达的本能。
生命是谦卑的，写作也一样。
我从来不把生命以及写作看作是“不朽之伟业，千古之盛事”。
我认为，以那种心态去完成自己的生命之旅和文字生涯，到头来只会一无所获——你会发现你在沙滩上留下了一座恢宏的城堡，但那仅仅是沙滩上的城堡，潮水一来它就立刻化为乌有。
为思想而人生、为文学而人生、为艺术而人生，那是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
我仅仅是为“表达”而人生。
当我在北大开始我的青春岁月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相当数量的人们过于傲慢地对待生命、过于傲慢地对待写作、过于傲慢地对待这个世界。
他们把自己看作金字塔顶尖的精英分子，俯首芸芸众生。
他们使用“学术”、“文化”、“文学”、“科学”等宏大的词语来表明、来张扬自我生命的价值。
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而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也更有价值。
而我认为，生命本真的价值并不在这些宏大的词语上，而在另一个平淡无奇的词语上——“表达”。
我赞成歌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树的生命需要光合作用，而人的生命需要倾听和表达。
在一个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尚未区分的时代，首先要完成的是对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的区分和甄别。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生命的尊严。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一种为寻觅表达的可能性的写作。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低调，这简直就是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调。
我的这一看法与许多学者和文人是相反的。
我最崇敬的人物是《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小孩，我认为他在人类精神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跟耶稣、布鲁诺并肩而立。
皇帝一丝不挂，这当然是一个人人都看到的常识，无需论证、无需实验、无需经过艰巨的思考和详尽的推断。
但是，表达出这一常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
为什么举国上下都没有人说出“皇帝一丝不挂”的真相呢——包括那么多睿智的哲人、才华横溢的诗人以及锐利的批评家？
他们拒绝了表达，自由也就离他们远去。
他们拒绝了表达，也就丧失了生命起码的尊严。
他们拒绝了表达，他们的知识、智慧和才华在那一瞬间顿时变得轻如鸿毛。
而小孩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帝国因为他的表达而置身于尴尬之中。
阿基米德用一个支点撬起了地球，而小孩用他的表达将被愚昧所淹没的历史拯救出来。
常识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
在一个信息自由流通、常识被公众普遍接受的社会里，表达常识当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常识都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并内化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但是，在一个常识被掩盖、被扭曲的社会里，在一个不把常识当作常识、常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还没有定格为常识的社会里，申明常识的意义，并不比从事原生态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工作的价值低。
那个天真而勇敢的小孩敢于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并为此而承担有可能被抄家灭门的后果。
而我所说出的至多就是皇帝穿的衣裳不那么漂亮而已——我时时因为自己的这种怯懦的“委婉”而羞愧。
安徒生写《皇帝新装》，主角当然不是皇帝，而是这个孩子。
《皇帝新装》里的小孩，是某些伪善的成年人的一面镜子，也是我终身仰望的一个榜样。
他敢于表达和宣示常识的勇气，让那些比他年长、比他智慧、比他博学的人感到惭愧。
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与嘲讽这位伟大的孩子呢？
中国并不缺少学者、教授和作家，中国缺少的是真实地表达自我和自我对世界的认识的人。
寻求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是我赋予自己毕生的事业。
我要表达和交流的主要是常识。
一切复杂、深奥的知识都是从常识开始的。
我相信，表达和捍卫常识，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与邪恶、与专制、与奴役作战。
我是不是一名学者或者一个作家，这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表达”着。
邪恶的泛滥、邪恶的盛行，根源在于信息被垄断和人们普遍存在着对表达的恐惧。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的剑桥大学教授阿马地亚•森是专门研究世界饥荒问题的。
他的研究成果表明：保证自由表达和自由交流的民主制度能有效地避免饥荒的经济灾难。
相反，古代帝国、极权与独裁政权则容易受到饥荒的侵袭，因为它们缺乏批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信息被高度垄断，真相作为特权禁锢在极小的范围内。
由此，阿马地亚•森提出“信息饥荒论”，主要观点是：封闭了正确的质疑信息，导致错误信息的泛滥。
阿马地亚•森教授的这一理论，显然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重大的意义。
灾难的降临，起源于不敢表达、不敢言说、不敢陈述。
当不敢表达、不敢言说、不敢陈述由压迫变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灾难就接二连三地前来打击我们。
要避免灾难对我们的控制，最紧迫的措施就是拓展表达的自由。
表达的自由是我们一点点争取来的，每多一分表达的自由，我们就多了一分安全的保障。
而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坚实、最持久的保障，不是武器的先进，也不是军队的庞大，而是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观点的自由表达。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位被淡忘的美国人：潘恩。
他是一个一辈子表达常识、申明常识、传播常识和捍卫常识的人。
他写作了一本名字就叫《常识》的书，这本书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
从一个军官变成一个常识的表达者，他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
他的《常识》被千千万万人所阅读，而他本人却寂寞地死去。
潘恩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亚于华盛顿和林肯，潘恩对世界的意义不亚于黑格尔和马克思。
正是由于潘恩以及千千万万像潘恩这样的人的努力，美国才成其为今天的美国。
我对美国的喜爱与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接受常识、尊重常识、按照常识行事的国家。
然而，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会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所谓的“自然灾害”的三年，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