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就回家生宝宝了，当了很多年全职母亲――都说这是对孩子最慈悲的安排，但对于才华，这是不是浪费？远大的抱负，还能否实现？她大概也有这个焦虑，所以当孩子十四岁那年，她决定离开欧洲，离开家，去台湾工作，再回来，儿子已经十八岁。
她的绝望是这样的：“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我一无所知。”
于是她问儿子，愿不愿意和母亲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她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她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她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三年通信的合集，变成《亲爱的安德烈》，内容海阔天空，从爱情说到族群认同，从小儿在学校受的窝囊气扯到了慈善公义。我看得出龙应台在母亲和导师之间轻微的摇摆，是该搂一搂他还是该严肃指出他的错。他们的话题，有些太过大而无力，这一方面是龙应台的文化观察家本色，另一方面……他们不够亲密，没法谈得很私密。
但，她陪了他十四年。只缺失了四年，就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抱他入怀了吗？他还是爱她，但爱不意味着什么，爱不能冲突隔膜。是的，鱼与熊掌不能得兼，但她，得到了熊掌吗？并不，我这么喜欢她，我还是得诚实地说：她为了事业也奉献了半生，但家室所累，所得有限。职业女性，因此显得两头不挨：她为孩子奉献半生，但她欠缺的部分，就永远无法弥补。
斯时斯世，这仍然是，女性的共同困境。在龙应台的另一本书《女子与小人》里面，她说：“谁能告诉我做女人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内在空间的个人。”
十多年过去，她的疑问，还没有解答。而在《女子与小人》里面，有一个可爱极了的小男孩，叫做安安，那就是长大之前的安德烈。
而这难局，是每一个母亲，每一个职业女性，都会面对的：包括我，也包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