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远古时期，人类是群居在洞穴里面的。那时候，他们会派群体里面最勇敢的人，让他出去走一圈，回来以后，给大家讲他在外面看到的东西。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地有了知识，人们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了解。
那时，我就告诉自己，我想要当那个最勇敢的人。
跨出第一步的勇气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当高中好友念叨着要去哥本哈根的时候，我还在觉得去香港像是登天。我的天空很窄，窄到只有一丝光线就能让我很知足。哥本哈根在哪里我不知道，也不在乎香港和哥本哈根的差别，我只是觉得，离开家，我就成为了那个最勇敢的人。
六岁那年，我离开在上海闸北区的外婆家，结束了野姑娘在弄堂里尖叫奔跑的日子。从父亲骑着他那辆破旧而巨大的自行车把我送进小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生活在虹口区。我在这里读完了小学，然后读中学。我一度认为，大学、工作、结婚以及养老都会在这里度过了。
我在一所不错的学校读了七年中学，除了阅读是唯一可以真正实践的兴趣爱好之外，青春就这样被浪费在了一张张数学卷子和其他科目的辅导书上面。在最叛逆的花季雨季，我不去参加任何无意义的集体项目，躲避着不想青春被浪费。十八岁成人典礼，我因无法忍受而中途离开，去鲁迅公园练吉他。父母对我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叛逆小孩毫无办法，更无从与外人说起。
坐在课堂里，看着周围埋头奋笔疾书的同学，我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愣想：当教育磨平了我们棱角夺走了梦想的冲劲的时候，还值得我们往一个角落去挤、去赢得社会认可的价值吗？被肆意挥霍的青春，难道就不值得过吗？为什么只邀请那些名校的人来学校演讲，那些在其他领域同样出色的人就不行吗，比如很会旅行、比如很会写作，甚至比如很会谈恋爱的人？我相信社会是多元的，在我没有证明之前，我沉默，以后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
我那格格不入的青春，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只有闷头不断地阅读其他书籍。我就好像一座孤岛，做着一些旁人不懂的梦，坚持一些不明所以的坚持。
后来，我了解到三毛的人生，在她未曾远行前也与环境不融合，一直也在痛苦中度过。三毛的大姐陈田心说：“当时，学生受体罚很常见，也不敢反抗，多半就接受了，但她就是不接受。她的自尊心很强，说不愿上学就真的不去，对一切循规守律的事都觉得很累，父母最后只能接受、认同。”一些人是注定要离家千万里才能真正展开人生的。三毛度过煎熬期靠的也是不断地阅读，在书本的世界里，我们都找到了另一个天堂。
十七岁的我，心开始出发了。
那时，我常常看着头顶划破天际的飞机，幻想自己明年会在何方，后年会在何方，幻想到时会有怎样惊险的故事……生命可以很有趣，青春应该闪闪发亮地做自己。我知道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在远方完成：去犯错，去冲动，去撞得头破血流。我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高考后，我如愿去了澳门。
七月夏天的夜晚，接到通知后的我在人民广场快乐地甩掉鞋子，赤脚奔跑着，我知道我的人生就这样真正地开始了。
澳门，鬼节“打边炉”
下飞机取完行李，我像无头苍蝇般一股脑儿地冲出了门，迎面看见一个男生和两个女生举着我名字的牌子。
“你好，欢迎你来澳门！我们是学生会的。”男生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箱，他的普通话很奇怪。
“你好！”我对着他们有些羞怯地打了一声招呼。
“哈哈，你不讲广东话，是吗？”一个大眼睛的女孩问道，她的普通话更是奇怪，而且讲得很艰难。
“嗯，一点儿都不懂。”
“没关系，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男孩微笑着说道。
他们陪同我一起去学校拿钥匙，然后直奔住宿的房子。这三个当地同学在车里讲着粤语聊天，一旁的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的街道，心情从刚来到澳门时的激动转变为不安。
行李放置好，他们带着我四处逛了一圈。前两周刚和父母一起旅行过的地方，现在却是这样的陌生，一条条的大街小巷很相似，随处可见来来超市、7-11，还有屈臣氏。
从旅行者转变成当地生活者，一切有些突然。这些赌场、广告牌、教堂现在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街上走着外国人，文字都是英文或繁体字的，那些以前在网上看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现在正在直播，这里的麦当劳被称作M记，草莓被洋气地称作士多啤梨，对于崇洋和热爱新鲜事物的上海人来说，这里有着太多向往与羡慕的事物。
一个人回到了住处，关上门，突然，世界安静了，也落寞了。一切还在原地，只不过是我去了另一个地方而已。
第二天，接我的澳门同学来学生公寓找我。
“我们一起去打边炉啦！”大眼睛女孩仍然讲着一口奇怪的普通话，“起”字念成“齐”，但我还是能够听懂，并觉得很温暖。
“好啊，打边炉是什么，一个游戏吗？”
“打边炉就是吃火锅啦！我们一定要教会你广东话，哈哈！”其中一个长发的女生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很是可爱。
“好，等等，我换衣服！”我回到卧室里，打开箱子突然不知该穿什么，因为那两位澳门的女孩穿着很时尚，提着手提包。最终，我还是穿上了刚抵达时的那套衣服：汗衫、牛仔裤，背上高中时就一直陪伴我的书包。
“打边炉”的时候，我在一边看着他们，从表情里猜测他们在讲些什么话题，猜不出来只能尴尬地埋头吃东西。突然，他们转向我，长发女孩问：“你知道吗，今天是鬼节！”
“鬼节？”
“今天啊，很多的鬼会在晚上出来，在街上游荡，所以晚上一定要在家里面。”看着他们一脸认真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很好笑，但看到窗外街上有几家人正在把脸盆放在外面，里面烧着纸钱，我有些害怕了。在家乡的时候，我从未相信过这些，或许没去过、没见过的地方和事情太多。我只希望这里的鬼不要也说一口奇怪的普通话，不然无论它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于是，我问：“‘我听不懂’这句话怎么说？”
他们教了我一遍之后，问道：“为什么想先学这句话？”
“这个……在这里无论什么时候对人对鬼都能用啊！”大家笑得仰面朝天。
就这样，我们一边吃着火锅一边教着彼此的语言。
结束后，他们把我送到了家门口，“好好睡哦！没事的，你就住在观音堂对面，虽然里面有很多的墓碑，但都是被保佑的。”大眼睛女孩又提醒了我一遍今天是鬼节的事。
洗漱完后，我立刻躲进被窝里。窗外开始不合时宜地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风也大了起来，窗没有完全关好，一些风声转化成为诡异的声响。那个女孩的话不断在耳边回响，我在毛骨悚然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似乎就是第二年的时候了。
有趣的是，在澳门，我的最后一餐和来的第一餐一样：打边炉。
对于离别，我小时候不适应，长大后才觉得只是那么正常的一件事而已。每个人都要离开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留给下一个人，去追寻更远或者更高的地方。习惯了就好。
漆黑的Band房
排练房的灯突然关掉了。
一，二，三，四……
在一片漆黑中，鼓棒有节奏地敲打着，牵连着用力跳动的年轻心脏。吉他和贝斯也开始加入，我张开了口，唱起《BasketCase》。这里是澳门一家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乐队排练房，这里有一群喜欢摇滚的小孩，这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那是我在澳门的乐队。
很多时候，一首歌怎么也练不好，反复再反复地练习，但那时很快乐。因为害怕节奏，我们想出了一招，把房间的灯都关了，在一片漆黑中唱歌排练。《Takeeaway》和《Whenyouregone》这两首歌，很多次我们都会关上灯练。如果说哪一幕在青春期最难忘，莫过于关了灯音乐响起的Band房。很久以后，听着这些歌，我也会默默地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当时的情景。
为什么会对摇滚乐对乐队充满了热情？中学时期，对我来说最残酷的那七年，认识了一些在校外玩音乐的人，他们对音乐的梦想有着纯真的坚持。他们带我去排练房，那时候除了读书还有阅读就一无所知的我，才看到了真正的青春。他们带我体验在街头卖唱的那股不屑外界眼光的霸气，也给了我面对高考的勇气，告诉了我什么是自由，带我找到了活着的节奏。
我想像他们一样大声唱着，心里自豪地说：这个摇滚梦，即便我做不到震撼全世界，但是我做到了震撼自己的世界，坚持了就无所不能。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手指碰到吉他第一根弦弹出的清脆声，心跳都要停止了。我还剩下一些有种的胆量，一些做梦的能力，一个不会死掉的梦想。.
奔向欧洲，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
我趴在门口的走廊栏杆上，发着呆。
阿way走来，问：“在想什么？”
我只是说了一句：“你觉得这个世界仅限于此吗？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困在课堂的时候，外面可能有人乘坐着火车从欧洲跨越不同的国家。”
说完，自己都顿住了。
我觉得这里的天空太窄了，我想飞得更远一点儿。那几天我一直问自己，学校派去欧洲做半年的交换生够吗？继续回来过这样的有预知性的生活吗？不，我想要离开澳门，彻底离开，我要过一番不同的人生，经历无法预计完全靠自己去打拼的青春。即便这里曾经让我那么期待，可是，还不够，真的还不够。我还不够勇敢，我还可以走得更远。
我想见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我想与这个世界谈谈。我选择欧洲，因为它很大，因为它背后深远的文化，因为对我来说它太陌生了。我们这里在过夏天，同样的时间南半球的阿根廷却是夏天，多么神奇，所有的一切都值得探索。我想知道自己能走多远，我也想知道，我所负载的皮囊下面是怎样的一颗心。
就这样，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怀着一颗向往远方的心出发了。未来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所我经历的没有不值得的，它会让我不断地成长和带来启示。
三毛曾抛下一切，一个人忍着泪去了西班牙，原来世界上曾有这么个人，是和我一样的，不顾一切去做一个决定。
在没有和家里通报的情况下，我从澳门回到了上海。
夜晚和父亲散步，在初夏略显炎热的外滩，我缓缓道出心中所想的一切，激动地描述未来。当然，和理智的父亲说什么要活出惊险人生，是有些可笑的。我就是那么坚持地描述着，“读书你们不用担心我。至于生活，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并且珍惜好这个机会，我要成为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他看着我这个总是那么任性甚至认真得可笑的女儿，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与不解。第二天，他终于还是答应了。
当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输的时候，就选择了出发。
甚至之后去荷兰、爱尔兰留学，到巴萨罗那生活那段时间，我也一直都在出发。
我要当那个回来讲故事的人，因为我有满满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