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二年三月间，我在里维埃拉区的门多涅[1]游玩。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你可以单独享受几英里外的蒙特卡洛和尼斯[2]所能和大家共同享受的一切好处。这就是说，那儿有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闪耀的、蔚蓝的海，而没有那煞风景的喧嚣、扰攘，以及奇装异服和浮华的炫耀。门多涅是个清静、纯朴、安闲而不讲究排场的地方；阔人和浮华的人物都不到那儿去。我是说，一般而论，阔人是不到那儿去的。偶尔也会有阔人来，我不久就结识了其中的一位。我姑且把他叫做斯密士吧——这多少是有些替他保守秘密的意思。有一天，在英格兰旅馆里，我们用第二道早餐的时候，他忽然大声喊道：
“快点！你注意看门里出去的那个人。你仔细把他看清楚。”
“为什么？”
“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你还没有来，他就在这儿住过好几天了。听说他是里昂一个很阔的绸缎厂老板，现在年老不干了。我看他简直是孤单得很，因为他老是显得那么苦闷的样子，无精打采，从不跟谁谈谈话。他的名字叫做席奥斐尔·麦格南。”
我以为这下子斯密士就要继续说下去，把他对这位麦格南先生所表示的绝大兴趣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他却没有说什么，反而转入沉思，并且他经过几分钟之久，显然把我和其他一切都完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时而伸手搔一搔他那轻柔的白发，帮助他的思路，同时让他的早餐冷掉也不管。后来他才说：
“哎，忘了。我怎么也想不起了。”
“想不起什么事呀？”
“我说的是安徒生的一篇很妙的小故事。可是我把它忘了。这故事有一部分大致是这样的：有个小孩，他有一只养在笼子里的小鸟，他很爱它，可是又不知道当心招呼它。这鸟儿唱出歌来，可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会；后来这个小把戏肚子也饿了，口也渴了，于是它的歌声就变得凄凉而微弱，最后终于停止了——鸟儿死了。小孩过来一看，简直伤心得要命，懊悔不及；他只好含着伤心的眼泪，唉声叹气地把他的伙伴们叫来，大家怀着极深切的悲恸，给这小鸟儿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可是这些小家伙可不知道并不光是孩子们让诗人们饿死，然后花许多钱给他们办丧事和立纪念碑，这些钱如果花在他们生前，那是足够养活他们的，还可以让他们过舒服日子英里。那么……”
但是这时候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我又碰到斯密士，他邀我上楼去，到他的会客室里陪他抽烟，喝热的苏格兰威士忌。那个房间是个很惬意的地方，里面摆着舒适的椅子，装着喜气洋洋的灯，还有那壁炉里和善可亲的火，燃烧着干硬的橄榄木柴。再加上外面那低沉的海涛澎湃声，更使一切达到了美满的境界。我们喝完了第二杯威士忌，谈了许多随意的、称心的闲话之后，斯密士说：
“现在我们喝得兴致很够了——我正好趁此讲一个稀奇的故事，你正好听我讲。这事情是个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秘密只有我和另外三个人知道；现在我可要拆穿这个西洋镜了。你现在兴致好吗？”
“好极了。你往下说吧。”
下面就是他给我说的故事：
“多年以前，我是个年轻的画家——实在是个非常年轻的画家——我在法国的乡村随意漫游，到处写生，不久就和两个可爱的法国青年凑到一起了，他们也和我干着一样的事情。我们那股快活劲儿就像那股穷劲儿一样，也可以说，那股穷劲儿就像那股快活劲儿一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克劳德·弗雷尔和卡尔·包兰日尔——这就是那两个小伙子的名字；真是可爱的两个小伙子，太可爱了，老是兴致勃勃的，简直就和贫穷开玩笑，不管风霜雨雪，日子老是过得怪有劲的。
“后来我们在一个布勒敦的乡村里，简直穷得走投无路。碰巧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穷的画家把我们收留下来了，这下子可简直是救了我们的命——法朗斯瓦·米勒[3]——”
“怎么！就是那伟大的法朗斯瓦·米勒吗？”
“伟大？那时候他也并不见得比我们伟大到哪儿去哩。就连在他自己那个村子里，他也没有什么名气。他简直穷得不像话，除了萝卜外，他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吃的，并且连萝卜也有时候接不上气。我们四个人成了忠实可靠、互相疼爱的朋友，简直是难分难舍。我们在一起拼命地画呀画的，作品是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可就是很难得卖掉一件。我们大伙儿过的日子真是痛快极了；可是，也实在可怜！我们有时候简直是受活罪！
“我们就这样熬过了两年多点时光。最后有一天，克劳德说：
“‘伙计们，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你们明白不明白？——十足地山穷水尽。谁都不干了[4]——简直是大家联合起来给我们过不去哩。我把整个村子都跑遍了，结果就是我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肯再赊给我们一分钱的东西了，非叫我们先还清旧账不可。’
“这可真叫我们垂头丧气。每个人都满脸发白，一副狼狈相。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自己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大家很久没有作声。最后米勒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想不出什么主意来——一筹莫展。伙计们，想个办法吧。’
“没有回答，除非凄惨的沉默也可以叫做回答。卡尔站起来，神经紧张地来回走了一阵，然后说道：
“‘真是丢人！你看这些画：一堆一堆的，都是些好画，比得上欧洲任何一个人的作品——不管他是谁。是呀，并且还有许多闲逛的陌生人都是这么说——反正意思总差不多是这样。’
“‘可就是不买。’米勒说。
“‘那倒没关系，反正他们这么说了；而且这是真话。就看你那幅《晚祷》[5]吧！难道会有人对我说……’
“‘哼，卡尔——我那幅《晚祷》吗！有人出过五法郎要买它。’
“‘什么时候？’
“‘谁出这价钱？’
“‘他在哪儿？’
“‘你怎么不答应他？’
“‘得了——别这么大伙儿一齐说话呀。我以为他会多出几个钱——我觉得很有把握——看他那神气是要多出的——所以我就讨价八法郎。’
“‘得——那么后来呢？’
“‘他说他再来找我。’
“‘真是糟糕透顶！哎，法朗斯瓦——’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该那样，我简直是个大傻瓜。伙计们，我本意是很好的，你们也会承认这一点，我……’
“‘嗐，那还用说，我们也明白，老天爷保佑你这好心肠的人吧；可是下次你可千万别再这么傻呀。’
“‘我？我但愿有人来拿一棵大白菜给我们换就好了——你瞧着吧！’
“‘大白菜吗！啊，别提这个——提起来真叫我淌口水。说点儿别的不那么叫人难受的事情吧。’
“‘伙计们，’卡尔说，‘难道这些画没有价值吗？你们说呀。’
“‘谁说没价值！’
“‘难道不是有很大很高的价值吗？你们说吧。’
“‘是呀。’
“‘价值确实是大得很、高得很，如果能给它们安上一个鼎鼎大名的作者，那一定能卖到了不得的价钱。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是这样的。谁也不会怀疑你这个说法。’
“‘可是——我并不是开玩笑——究竟我这话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