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辞职不干了。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但不管怎么说，它的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我原来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份差事。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表情也很清楚：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我在政府任职6天，如果我把这6天当中遇到的所有气人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说出来，我可以写上一本书。他们指定我当贝类委员会的文书，却不许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倒还可以容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待我客气过。我一发现某个部门的头头推行一条错误路线，我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去纠正他，我把这种事看成我的职责。可他们没有一回谢过我。我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
“先生，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也没干，闲闲散散，像是在郊游野餐。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不是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旅游，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你注意，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去放木排——”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可是我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问我是管什么的。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名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你猜他发多大的脾气！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分内的事情。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不过，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人，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才没有撤他。
接着我去找作战部部长。他压根儿不想见我，后来他知道我也在政府任职。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先问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接着我对他说，他维护假释李将军及其战友们的条款，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吸住更多的印第安人——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然后来它个大屠杀。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屠杀最使他们心服。如果他不赞成大屠杀，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屠杀迅速，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命。因为杀了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复原，可是如果你给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结果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慢慢毁损他的体格，击中他生命基础的要害。我说：“先生，是时候了，必须残酷镇压。对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作战部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内阁成员。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限制了我一天的自由。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您要点儿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甜酒。”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到这里来，先生，你就说，越简短越好。”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计较这件事，谈正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作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作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连一幅木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份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走了。这号人活像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自以为比谁都强。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建议。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我凡是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我打算做的事，用意都是为我们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作战部部长、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会儿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的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为我放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都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只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
“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他，他念道：“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财政部长说：
“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句、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成日历片。”
作战部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办法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印第安人统统杀光。”
海军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率领整支舰队是在旅游，用他的话说，是在旅游。他发神经病，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公务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接到。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
“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是内阁成员。就好比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内大事，你不能参加；万一有不测的事发生，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妥帖，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类委员会一位议员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