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古·西尔弗是西部一流的街头推销员和贩卖赝品的骗子，有一次在小石城时，他对我说：“比利，如果你上了年纪，脑子不灵活，不能在成人中间做规矩的骗局，那就去纽约吧。西部每分钟产生一个冤大头[2]；但是纽约的冤大头却像鱼卵一般多——数都数不清！”
两年后，我发觉自己记不清那些俄罗斯海军上将的姓名了，又发觉左耳上方长了几茎白发，我认为应该是采纳西尔弗的劝告的时候了。
某天中午，我到了纽约，便去百老汇路逛逛，竟然遇到了西尔弗。他衣着华丽，靠在一家旅馆门口，用绸手帕在擦指甲上的半月痕。
“是得了麻痹性痴呆症，还是告老退休了？”我问他说。
“喂，比利，”西尔弗说，“见到你真高兴。是啊，我觉得西部的人逐渐聪明起来，聪明得有点过分了。我一直留着纽约，把它当做最后的一道点心。我认为在纽约人身上捞油水有点缺德。他们熙来攘往，懵懵懂懂，更是少用脑筋。我真不愿意让我老妈知道，我在剥这些低能儿的皮。她万万料不到我这么没出息。”
“那么说，做植皮手术的老医生的候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人吗？”我问道。
“哎，也不尽然，”西尔弗说，“剥皮的勾当暂且不考虑。我来这里才一个月。不过我随时都可以开始；纽约主日学校的学员们，每人自愿捐助了一块皮，帮我置办了我身上的这套行头，他们很可以把照片寄到《每日晚报》上去扬扬名。”
“我正在研究这个城市，”西尔弗说，“我每天读报。我了解这个城市，正像市政厅里的猫了解爱尔兰籍的值班警察一样。你从这里的人身上刮钱刮得稍微慢一点，他们就烧得发慌，赖在地上乱叫乱嚷。到我的房间里去坐坐，我详细告诉你。为了旧日的交情，我们一起来整治这个城市吧。”
西尔弗领我进了一家旅馆。他房间里四下放着许多不相干的东西。
“从大城市的这些乡巴佬身上搞钱的方法，”西尔弗说，“比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煮玉米的花样还要多。不论下什么饵，他们都会上钩。大部分人的智商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智商越高，理解力就越低。哎，不久前，不是有人把小洛克菲勒的油画像当做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画的著名的圣约翰像卖给约·皮·摩根吗[3]？
”你看到墙角里那捆印刷品吗，比利？那是金矿股票。有一天我上街去推销，不出两小时就不得不住手了。为什么呢？因为妨碍交通，被警察抓了去。大家争先恐后抢着买，挤得水泄不通。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卖了一些股票给警察，后来我就停止出售了。我不愿意人家轻易给我钱。为了保持自尊心，我做买卖时总要给一点回报。在他们给我一分钱之前，我要他们猜猜芝—哥这个地名中间缺了哪个字；在用纸牌赌博时，我让他们手里先拿到一对九。
“还有一个小计谋，由于太容易得手，我不得不放弃。你看到桌上那瓶蓝墨水吗？我在手背上画一个船锚，权充刺青，然后去银行，说我是杜威[4]上将的侄子。我开了一千元的支票，支取他账里的钱，银行愿意兑付。可是我只知道我叔叔的姓，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但说明纽约是个多么容易搞钱的城市。至于窃贼，如今他们也不去人们家里了，除非先替他们预备好热的晚餐，再有几个大学生伺候他们。强盗在住宅区里杀了人，可是走遍全市只算是人身攻击罪。”
“蒙塔，”等西尔弗停下时，我开口说，“你的高论准确地贬低了纽约，可我还有些怀疑。我来这里不过两小时，但我认为它不会这么轻易地落到我们手里。这里没有合我口味的乡村气氛。如果居民头发上沾着稻草，穿着假天鹅绒坎肩，佩着七叶树果做的表坠，我就放心啦。依我看，他们并不容易上钩。”
“你说得不错，比利，”西尔弗说，“初来乍到的人都有这种感觉。纽约比小石城或者欧洲大得多，它让外来的人看了害怕。你不久就会宽心的。老实告诉你，这里的人没有把钱喷了消毒剂，放在洗衣篮里，痛痛快快地送来给我，我真想揍他们。我讨厌去外面搞钱。这里戴钻石首饰的是谁？哟，是骗子的老婆温妮，恶棍的新娘贝拉。要纽约人的钱实在太容易啦。我担心的只有一件事：等我身上装满了面额二十元的钞票的时候，恐怕会压断我坎肩口袋里的雪茄烟。”
“我希望你说得对，蒙塔，”我说，“不过我还是后悔没有安心在小石城做些小买卖。那里永远不会缺少农场主。你总可以找几个，让他们在要求增设邮局的申请书上签个名，然后拿到银行里去贷款两百元。这里的人似乎生来就明哲保身，吝啬得很。我怕凭我们这些本领在这里是吃不开的。”
“别担心，”西尔弗说，“我已经把这个冥顽不灵的城市估计得非常准确，就好像北河是哈得孙河而东江根本不是一条江一样。住在百老汇四个街口以内的人，一辈子除了摩天大楼以外没有见过别的房屋。一个出色能干的西部人在这里待上三个月，不论软哄硬骗，好歹要露几手。”
“吹牛归吹牛，”我说，“你现在老实说，除了向救世军求助，或者在海伦·古尔德小姐[5]门前装病告帮之外，你有没有具体的计划，可以立刻弄一两块钱来花花呢？”
“计划多的是，”西尔弗说，“你有多少资本，比利？”
“一千元。”我告诉他。
“我有一千二百元，”他说，“我们合伙大干一场。要挣大钱的办法实在太多啦，简直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
第二天早晨，西尔弗到我下榻的旅馆里来看我，他容光焕发，看上去有什么大喜事。
“我们今天下午去见见约·皮·摩根，”他说，“我在旅馆里认识的一个人要替我们介绍介绍。他是摩根的朋友。他说摩根喜欢见见西部的人。”
“这倒不坏，”我说，“我很愿意认识摩根先生。”
“结识几个金融大王，”西尔弗说，“对我们有益无害。我开始有点喜欢纽约对待外地人的社交方式了。”
西尔弗认识的人姓克莱因。三点钟光景，克莱因带了他那位华尔街的朋友到西尔弗的房间来拜访我们。“摩根先生”同他照片上的模样差不多，左脚裹了一条土耳其毛巾，走路时拄着一根手杖。
“这两位是西尔弗先生和佩斯克德先生，”克莱因介绍说，“我似乎不必提这位金融界最伟大的人物的名字——”
“废话少说，克莱因，”摩根先生说，“同两位先生见面，我很高兴；我对西部很感兴趣。克莱因告诉我，你们是从小石城来的。我想我在那边什么地方有一两条铁路。如果你们两位喜欢玩玩沙哈[6]，我——”
“唉，皮尔庞特，”克莱因赶紧插嘴说，“你忘啦！”
“对不起，哥儿们！”摩根说，“自从我害了痛风病以来，在家无聊，偶尔玩玩纸牌。你们在小石城时，认不认识独眼彼得斯？他住在新墨西哥城的西雅图[7]。”
我们还来不及回答，摩根先生已经用手杖拄着地板，来回走动，嘴里不干不净地高声咒骂。
“难道华尔街今天有人抛售你的股票吗，皮尔庞特？”克莱因赔笑问道。
“股票？不是的！”摩根先生吼了起来，“是我派人去欧洲收购的那幅画。我刚想起来。他今天打电报来说，找遍意大利也没有弄到。明天我愿意出五万元买那幅画——七万五千元也成。我授权委派的人可以相机办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陈列馆会让一幅达·芬奇——”
“哎，摩根先生，”克莱因说，“我以为你已经把达·芬奇的全部作品都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