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坦诚，曾国藩称之为“血诚”。那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的赤诚。也就是一诚到底，绝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所以这个“诚”字，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为强调的。
对人要诚！对己尤其要诚！
正是因为敢于面对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曾国藩才超越了大多数人，也超越了自己，最终改掉了这些毛病。而他改掉这些毛病的主要方法，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那个静字。
静能克浮躁，静能生智慧，所以每天要练静功，也就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必修课。
静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一旦真的能静下来之后，一个人心地空明，看问题也就看得特别清楚。这时候曾国藩在家训中说了一句名言，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修身认识，这句名言后来也成为他家训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曾国藩说：“败人两字，非傲即惰。”他又说：“最败人的两个字，一者傲，一者惰。”（《全集·家书》）
个人觉得这话说的太精确了。我甚至想曾国藩说不定是德甲的球迷，说不定就是拜仁慕尼黑队的球迷，要不他怎么会说最“败人抹你黑”的两个字就是傲与惰呢？
有关这句名言的意思他还曾在家书中展开来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莫不皆然”。（《全集·家书》）
就是说，天下的庸人，之所以平庸无为，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惰字，也就是懒；天下的有才人，虽然有才，但最后或者一事无成，或者前功尽弃，原因则在于一个傲字，也就是骄傲。曾国藩说，以我多年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天下事莫不如此。
曾国藩的意思我们很明白，也很清楚，但让人疑惑的是，他的这个“败人者非傲即惰”的道理，为什么非要以他带兵打仗的经验来看呢？
说到这个疑惑，就要说到有关曾国藩和他最得意的学生李鸿章之间一段有名的公案了。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人，是曾国藩平生最得意的门生，而李鸿章自己也向来以曾国藩衣钵传人自居，据说曾国藩死后，李鸿章的口头禅就是“我老师曾文正公如何如何”。可见，他和曾国藩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没考上，于是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就拜到了曾国藩门下。因为李鸿章的父亲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也就算是同学了，古代称为“同年”，所以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成了曾国藩的学生。
事实上，曾国藩对这个学生是非常器重的。李鸿章据说长得是“南人北相”，身高一米八，能文能武，年青时胸怀大志，自命不凡，曾经自比是西汉时扫荡匈奴的名将霍去病。他参加科举之前写过一组诗，其中一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在当时尤其被人传颂，所以曾国藩尤其欣赏他的志向远大。
但曾国藩也看出来李鸿章跟自己年青时一样，也有志大才疏和浮夸不实的毛病，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当李鸿章改投别人为师的时候，曾国藩也没阻拦。
后来，曾国藩湖南起兵，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拜到他的门下做幕僚。李鸿章开始想自立门户，学曾国藩办团练，可总是被太平军打得很惨。后来，不光是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的湘军，其他办团练的都被太平军给打得死的死、逃得逃，眼看着都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这时候，李鸿章想想没办法，还是来投曾国藩。
曾国藩看李鸿章来了，就像当年李鸿章要走一样，也没拦着他，就很爽快地把这个当年的学生收作了自己的幕僚。
李鸿章确实聪明，他出过一些点子，连曾国藩也为之钦佩不已。另外，李鸿章的文章写得特别好，笔头功夫了得，所以曾国藩的很多公文都是让李鸿章来处理。因为曾国藩很器重李鸿章，这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李鸿章也就不由得有些飘飘然起来，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曾国藩的学生，所以在湘军中，用现在的话来说，他还是蛮跩的。
李鸿章是安徽人，曾国藩是湖南人，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湘军大多数都是湖南人，这一下作为安徽人的李鸿章立刻在曾国藩的幕僚中就显得特别独特了。
对于安徽人李鸿章的独特，曾国藩大多可以容忍，但唯有一点，曾国藩坚决不能容忍，而这一点说起来也让人难以想像，不过就是——睡懒觉。
李鸿章喜欢睡懒觉，他一般都是晚上处理公文或者写东西。这个习惯也很容易理解，事实上就我所知，很多知识分子都习惯熬夜。好像确实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起东西来才能才思泉涌，所以熬夜写东西大概可以算是知识分子的“夜生活”。现如今，大家都有夜生活，商人和官员们的“夜生活”是灯红酒绿，知识分子的“夜生活”不过是点灯爬格子。
因为晚上熬夜，早晨自然就起不来，所以当年我们在大学里都自称“九三”学社——早晨睡到九点，下午睡到三点，然后晚上通宵地不睡觉。
李鸿章也这样，晚上熬了夜之后，早晨就起不来，就喜欢睡懒觉。事实上，讲到后面我们会知道，曾国藩作为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他也喜欢熬夜读书写文章。但他是大知识分子，所以跟一般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他晚上熬了夜之后，早晨还是一大早就起床，一般早晨六点左右他就起床了，而且终其一生，这个习惯都不变。
那么，为什么他又能熬夜，又能早起呢？
这个疑问我们暂且放下，先看看他是怎么看李鸿章的能熬夜和不早起的。
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主要学习的对象是明朝的戚继光，特别注重抓部队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他的纪律要求中有一点跟其他部队都不一样的，就是要求部队所有将士寅初就得起床，也就是早晨五点多钟就得起床，而且六点左右就得吃完早饭，然后有仗打仗，没仗训练。
一开始也有很多人受不了，说打仗的时候起早点也就罢了，不打仗的时候也起这么早，这不是折腾人嘛！
可曾国藩要求很严，他认为湘军主要都是湖南人，他自己也是湖南人，而湖南人的特点按曾国藩的说法，就是“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耐得烦”。后来，湖南籍的歌唱家李谷一老师也特别喜欢这句话，在很多场合也说过，这是湖南人最引以自豪的特点。
曾国藩认为我们湖南人不怕吃苦，早晨起得早，是苦了点，但这对湘军是必须的。所以他要求部队在六点左右就要开饭，所有人都必须得早起。
这一下，李鸿章这个安徽人可就受不了了，他们家从来都没这么早起的习惯，所以他对曾国藩这个要早起的规定十分不习惯，开始还强忍着照章执行，实在熬不住，就撒个谎，说自己病了，能偷回懒就偷回懒。说终于有一天，也就是李鸿章越来越被曾国藩重视的时候，也就是李鸿章自觉地位越来越不一般的时候，他终于不请假也不想那么早起床了。
事实上，他这天倒是不诚心想偷懒，只是因为冬天天冷，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已经过了部队的起床时间了，于是他想反正已经迟了，那就不起了，再多睡会吧！那个暖烘烘的被窝，在冬天的早晨，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留恋的地方。于是，李鸿章就躲自个儿的屋里接着睡。
可刚准备舒舒服服地睡这个回笼觉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敲门。
李鸿章吓了一跳，心的话这么大早，谁会来敲他一个幕僚的门啊？所以也没起床，躺在被窝里就问是谁敲门。
门外的人回答说是曾大帅的亲兵，奉曾大帅之命请李鸿章去一起吃早饭。
原来曾国藩有个习惯，为了督促他手下的人早起床，规定每天早晨他和他手下所有的幕僚都要共进早餐。也就是大家集合好了吃食堂，这样一个都不能少，谁也落不下。
李鸿章一听曾国藩让人催他起床吃早饭，立刻就觉得很丢脸，心想这会儿我再去，大家不是看我笑话嘛。所以他就大声对门外的亲兵说，说自己今天头痛，早饭就不想吃了。
听了这话，这个亲兵也就走了。
亲兵一走，李鸿章踏实了，心想不就一顿早饭嘛，不吃就不吃了，能混个懒觉，怎么着也比大冬天爬起来吃这个早饭强啊。现在谎也撒了，曾国藩肯定也不等他吃饭了，自己这个觉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地睡好了。
李鸿章想得挺好，觉得少吃顿早饭、多睡个懒觉又不是什么大事，所以肯定不会有人管他。可老天总不趁人愿，他才要睡着，又有人来敲门。
李鸿章有点火了，大喊一声：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结果门外那位虽然没明说不让，可意思却很坚决地回答了李鸿章的疑问。还是刚才那个亲兵，又回来了，听见李鸿章在屋里嚷嚷，结果他很冷静地回答说：“大帅说了，今日必定等齐幕僚们，才吃早饭。”
李鸿章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看来自己这觉没法睡了，曾老师的意思是如果他李鸿章不起床，不一起去吃早饭，曾老师和所有的幕僚就都不吃了，就都等他一人。
李鸿章毕竟寄人篱下，吓得赶紧向温暖的被窝告别，连个告别仪式都没有，匆匆忙忙穿上衣服，跟着亲兵来到了食堂。到了食堂一看，果然，曾国藩和所有的幕僚都坐在那儿等着呢。
曾国藩看李鸿章进来，神态很平静，一如平常。李鸿章一落座，曾国藩拿起筷子就吃饭，所有的人才跟着一起吃饭，李鸿章也只好端起碗来跟着吃。问题是吃饭归吃饭，跟往日吃饭时曾国藩喜欢说说笑笑不同的是，整个早饭过程，曾国藩一言不发。他是大帅，他不说话，谁还敢说话，所以“只见人吃饭，不闻吃饭声”，连平常那把稀饭喝得唏溜响的都把这顿早饭改成默片了。所以这顿早饭的场景，那简直就是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影片——“这里黎明静悄悄”啊！
李鸿章想想，这可都是因为自己睡懒觉来晚了，才把这顿早饭搞成了默片的场景，所以吃归吃，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过了半天，曾国藩终于放下了筷子，他突然站起身来，对着还在喝稀饭的李鸿章很认真地说：“少荃，你既然来我幕中，我就有言相告，到我这里来的人，都得守一个‘诚’字！”
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据说，李鸿章端着个碗，站立当地，一时呆若木鸡。
要说曾国藩的这个实践教育效果真是出奇的理想，自此以后，李鸿章痛自反省，再也不敢睡懒觉了，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在个人习惯上再被他的老师曾国藩指责过。曾国藩也因此认为，后来的李鸿章无愧于是自己曾门真正的传人。
那么，我们会奇怪，曾国藩为什么不让李鸿章睡懒觉呢？人家李鸿章后来不是说头痛了吗？不是等于补了病假条了吗？而且曾国藩教育李鸿章，只说必须要守一个诚字，这和他说的败人两字在傲、在惰，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叫要说到曾国藩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了。
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曾国藩的生活年代主要是1840年前后，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最为沉重的近代史的开端。这时候，天下大乱，西方列强入侵，晚清政治腐败，四方起义不断。曾国藩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谓“家国天下”，欲求治国平天下是每一个儒生的人生理想。但面对时局，曾国藩的认识是：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全集·家书》）
这话是说，天下乱了也罢了，比天下乱了更为可怕的是，当时全天下的人心也乱了，当官的只知道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商人只知道唯利是图、一味官商勾结。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百姓也只能随波逐流，普天下哪还有什么人讲究君子之道！所以救天下之急，务要正本清源，要有二三君子，以诚心来面对天下，以图给世人以示范，从而渐渐地改变全社会的风气。要不然，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要彻底完蛋了。曾国藩说，我不能敢叫日月换新颜，但我可以做这样的君子，从诚信开始，一点一滴，勤劳努力地做好自己，以求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自己的人生理想！
所以，“诚”在曾国藩，是他欲纠正天下风气的根本。所以他讲究对人诚、对己诚、对上诚、对下诚，一个诚字不够，他强调说要“血诚”，就是把诚的程度推到了极致。
而要做到诚，就必须防范两个字，也就是他说的“败人抹你黑”的两个字，即傲与惰。
这一点就是从个人人生塑造的角度上来说的了，所以也就成为他家训中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僚中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也就渐渐有点恃才傲物的苗头，这是什么？这是傲！他又生于官宦之家，吃不得苦头，早晨睡懒觉，看上去无伤大雅，但却是标标准准的惰字在作怪。所以虽然只是治李鸿章睡懒觉，曾国藩却以一个诚字来教训他。而李鸿章当然知道曾老师这个“诚”字背后的人生意义，所以听了这番教训之后，如醍醐灌顶，并痛自反省，自此以后才焕然一新。
对于这件睡懒觉被骂的事，李鸿章后来从不讳言，他回忆这事儿的时候，曾跟他的好朋友刘秉璋说，我李鸿章拜过的老师多了，但没有谁能像曾老师这样，随时、随地、随事能给我这么重要的人生教诲！
可见，李鸿章真不愧是曾国藩的好学生，而曾国藩也真不愧是李鸿章的好老师。师生如此，才叫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