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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吴佩孚:大义猛士自清高

    清同治13年(1874年),吴佩孚出生于山东蓬莱县,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商人。吴佩孚的父亲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但是只能维持生计。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是,他并非等闲之辈,并非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当吴佩孚还未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琉球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趁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在吴佩孚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吴可成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这时夫人生子,便料想此子不凡,非常高兴,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他就赶紧宣布名字--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时,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料。这时候,吴可成就因病弃世而去。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上引导他的人。这时,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可是,长兄吴道孚吸食鸦片,将家业折腾精光,后来干脆在城里开了一家烟店,专门出售和吸食芙蓉膏。吴佩孚后来虽然考中了秀才,却无谋生技艺,于是包揽讼词,敲诈勒索,成了无赖地痞,而且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当时的蓬莱县城,鸦片烟馆鳞次栉比,到处都是,但吸食的地方却分三六九等。一等的鸦片烟馆,房屋华丽,布置精美,烟价高,而且是有身份人的标志。吴佩孚哪里可以与上等人同卧一榻,吞云吐雾呢?

    可是,有一次,大约是烟瘾发作了,吴佩孚来不及走到三四等的烟馆,进了一家华丽的烟馆,朝雅座一钻,碰上当地著名的富绅翁钦生正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翁一见瘪三样的吴佩孚,就高声喝问他进来干什么。吴佩孚低声下气地嗫嚅道:“想和翁爷商量商量,弄几筒香香!”翁见他那副猥琐鬼祟的模样,气往上冲,喝道:“你这狗头,不看看自己是副什么嘴脸,滚出去!”

    吴佩孚烟没抽着,反遭一顿凌辱,觉得“此仇不报,非丈夫也”,就用钱买通了一个乞丐,用纸包着粪汁,趁翁钦生夜间从大烟间出来,劈头盖脸地扔上去,弄得翁钦生满面粪汁,奇臭无比。

    过了几天,吴佩孚恰巧与翁钦生在一个酒楼里喝酒,结果俩人都有点醉了,东一句、西一句地争吵起来,吴仗着酒力让翁饱尝了一顿老拳。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翁钦生是当地电讯局局长的亲戚,富甲一方,于是通过县令,派衙役拘捕吴佩孚到案。幸亏衙门里有朋友,密告于吴,于是他星夜逃往北京。

    在北京,吴投靠一个亲戚,以算命占卦糊口,潦倒不堪;一天遇见一位堂兄,劝说他从军,并将吴介绍到天津聂士成那里去当兵。吴佩孚走上了一条从军的道路。

    吴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当管带的勤务兵,正式开始了行伍生涯。后来,他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被授予准尉、少尉、中尉衔。1903年,他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业一年,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随后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从事谍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报。这份工作月饷50大洋,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积蓄,加上其他津贴,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300元大洋。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暗中协助日方作战。于是,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的吴佩孚,奉命为日本人搜集俄军情报。一次,吴佩孚携带重要资料到新民屯开会,他从锦州登车前往。沿途是非俄军占领地,比较安全,快抵达新民屯时,大队俄军突然出现,截住火车搜查。有手提的情报资料为证,吴佩孚在劫难逃,他被俄军以“大间谍”之名,抓到沈阳俄军总部。俄军严加审讯,吴佩孚一口咬定,自己刚从军校毕业,正在搜集资料,私下进行日俄战争研究,并对日俄战争发表看法。俄军司令大为光火,大笔一挥,判吴死刑。将要执行之际,哈尔滨俄军情报单位又要提审吴佩孚,吴被两个俄军士兵押解,乘火车转往哈尔滨。俄军方按俄军上尉出差待遇,给吴20卢布旅费。途中,吴佩孚冷眼旁观两个俄军士兵,发现他们烟瘾极大,又非常吝惜,便灵机一动,在新台子车站,用10卢布买了一大堆香烟。他并不抽烟,也不请两个俄军士兵抽。火车途经乱石山时,因爬坡而减速,吴佩孚做手势,要上厕所。两个俄军士兵一心惦记那堆香烟,谁也不愿奉陪,挥手叫吴自己去。吴心中暗喜,从容地走过车厢,回头望去,只见两俄国兵背对着他,头顶上冒出团团烟雾,正在拿他的香烟大过烟瘾。吴走到车门口,拉开车门,看准一片草地,纵身跳下,接连几个翻滚,站起来,毫发无伤,再抬眼一看,火车已经呼啸而去。由于这一带流通俄国货币,吴佩孚用余下的10卢布,沿途买东西吃喝,安全抵达新民屯。

    这次他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他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他竟下令掘开萧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五十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但是这“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

    1926年6月,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谈“合作”。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

    之后,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可是,他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第二年,他率卫队逃去四川,途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他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与世事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吴佩孚一生极重信义廉耻,因为承诺不仰仗外国势力,所以先后坚拒了苏联、英、美、日本等政府和银行主动伸出的橄榄枝。

    休道他风头正健时,即使最潦倒的时候,他也没向外国人低过头--当他退居白帝城时,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曾专程拜访过他,表示愿意提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并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吴佩孚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然而,吴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借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有一些有身份的人士,他们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于是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日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予厚望的。日本人大伯通贞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来。且读一段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文字:

    当时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每位记者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形式的“讲稿”。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做即席讲演。开始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讲着讲着吴佩孚把话锋一转,就提出了恢复中日和平的两个条件,即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吴佩孚同时还大声命令翻译按他的原话,一字一句地进行翻译。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土肥原被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土肥原的阴谋。

    后来日本人以死亡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吴佩孚对身边的幕僚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当天晚上,派人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兴许吴佩孚是因为年龄老了的缘故,牙齿上有空洞,但并没有填补。12月4日,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因吃羊肉饺子,骨屑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检查后,声称需立即做手术,在日本军医再三说服和齐的劝慰下,对吴佩孚实施手术。手术后吴佩孚立即陷入昏迷,之后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吴佩孚对日本侵华行径是痛恨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他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为此失声痛哭。

    董必武曾说过:“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同当时那些腰缠千百万的军阀比较,总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德国大使馆某武官的女儿露娜小姐在洛阳行营偶然遇到吴佩孚,被吴佩孚的书生气质和大将风度折服,三天两头找他沟通国际友谊。无奈吴佩孚就是装聋作哑,假装不领风情。时间长了,露娜小姐耐不住了,给吴佩孚来了个直截了当--发了一封情书。秘书将书信译好交给吴佩孚。吴佩孚让人原件奉还,又提笔批了四个大字:老妻尚在。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曾有个吴佩孚的老同学前去投奔。此人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因为刮地皮而被免职。到吴佩孚家,吴佩孚不在,他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这样的人来害他们?

    吴佩孚手下有一个老同事,因为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起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于是毛遂自荐,写军令状,要求吴佩孚给他十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蠢材,怎么敢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臊得那小子再也不吭气了。

    虽然吴佩孚是一个反动军阀,但以上三个涉及私生活、跑官、要官的手谕却很能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之处。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一位佩服他亮节的教授作挽联道: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

    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关于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能解决问题。到了凌晨2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而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

    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然后“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一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寓。”

    四是明示“日本人害死说”。

    《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在外寇当前、国难当头之时,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凛然,不畏敌寇所挟,不为日伪利诱,决不卖国求荣,坚守人生底线,断然拒当汉奸傀儡,表现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和气节,确实难能可贵,足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