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自幼丧父，靠母亲精心抚育而成人，后因家境实在难以维持，把姐姐嫁给了山东王姓督军做姨太太，使孙传芳得以和王姓子弟一起读书，因天资聪明，又靠王姓督军的势力，进了清政府主办的保定军校。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孙传芳本人面相怪异，一只耳大一只耳小。善欺骗，好投机，是个做事诡秘多端的投机高手。自认为天宿下凡，其野心之大，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看似其貌不扬，却在短短几年列居三大军阀之首。为争权，大动干戈，战祸不断，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争势，竟俯首拜张作霖为父，与张学良结为把兄弟。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之后，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
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孙传芳禁穿旗袍。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儿，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他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且女人露臂袒膀有伤风化，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时，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或裙子，便会紧皱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自己“非礼勿视”。虽然如此，他的姨太太却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她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拜菩萨，竟堂而皇之地穿着旗袍。孙传芳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内人难驯，实无良策。”投壶是中国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游戏，即主人与宾客轮流将箭矢扔向特制的壶中，比赛看谁扔进最多，然后输的被罚饮酒。孙传芳对于这项早已失传数百年的游戏很感兴趣。为了显示自己的“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并邀他所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章太炎前来共襄盛举，不过章太炎并未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即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几年后，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趁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之后，“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施从滨（安徽省桐城人，保定将弁学堂毕业）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困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当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三个电报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内应，但施不予理睬。孙传芳俘虏施从滨后，即于当晚处决施从滨，不仅枭首示众，而且又将施暴尸多日，不准施家收尸，以振军威。
孙传芳轻率处决了奉军被俘将领施从滨，为他日后种下了祸根，正所谓“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这时候他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
1926年6月，北伐军开始北上。革命的三大对象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同年9月，北伐军浩浩荡荡进入江西，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亲自到九江督战。几个月激战之后，孙传芳的部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闽赣，退保江浙。北伐军曾经很多次劝孙传芳归顺并投降，可孙传芳拒绝谈判。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春天，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没多久，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传芳不得不宣布解散。
1928年年底，孙传芳来到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之后，又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也不如往日。后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分外高兴，积极加入反蒋同盟阵营，可是，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居在天津期间，孙传芳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与蒋介石政权较量。所以，孙传芳的很多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防备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经过一段修行，孙传芳几乎变了一个人，以前东山再起的夙愿不再萌发，言谈举止亦和往日大不相同。也许“孙联帅”果真净化了灵魂，为行善事。每到炎夏，他家门前必放置一些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竟对入宅行窃之徒大发慈悲，非但不加惩罚，反而命人赏米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加以报道。世人闻之纷纷议论“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令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呢？
民国时期，刺杀成一时风气，陶成章、宋教仁、郑汝成、陈其美、汤化龙、徐树铮、张绍曾、廖仲恺、邵飘萍、史量才、杨杏佛都是被刺身亡，汪精卫遇刺受重伤，宋子文遇刺安然无恙……这些是政治暗杀。也有为报仇雪恨刺杀大人物的，如山东省政府副总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直系大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为刺客，既要身手矫健，又要视死如归，绝非胆小惜命的常人所能胜任。
施剑翘（1905-1973年），原名施兰古，安徽桐城人。她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有一次施在读古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时，施兰古感觉非常适合自己的心境，于是将“剑”、“翘”二字合成其名，自此施谷兰便以“施剑翘”之名行世，并以《聊斋志异》的侠女商三官自励。
说起来，孙传芳杀害施从滨这件事做得确实过分。
孙传芳杀施后暴尸引起当地红十字会不满，后由当地红十字会出面将施尸草草收殓，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恳求三叔冒着生命危险，以同乡名义将施从滨尸首运回安徽桐城埋葬。自此之后，施谷兰立下宏誓伟愿，暂将深仇大恨埋藏在心里，容待日后以血还血，为父报仇。施家是一个军人之家，施剑翘的伯、父、兄、弟多人都是学军事的，她的生父施从云是清代末年滦州就义有名的革命烈士，她的堂兄施中诚（施从滨之养子）也在军中任职。但是当时，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单弱女子，要想杀死孙传芳这样的军阀枭雄，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也曾鸣誓答应。施中诚自幼丧父，全靠施从滨夫妇对他的尽心呵护与大力栽培才长大成人，并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又得到施从滨的扶助，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施剑翘同母董氏夫人在张宗昌的山东军务督办公署领取了施从滨的抚恤金后，当面请求张宗昌寻机提拔堂兄并培养弟弟成才，张均答应照办。不久董氏母女寄居天津，施中诚果然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此时的施中诚已经担任要职，凭借他的力量，寻觅时机刺杀孙传芳，还是很有可能的。当施剑翘要求堂兄践言为父报仇时，堂兄给她的答复却是“报仇时机未到，怎可轻抛生命”。施剑翘见堂兄如此贪生负义，还在眷恋锦绣前程和荣华富贵，这才发现这个人却并不是铁骨铮铮、知恩图报的血性汉子，因此备感失望，随即立志亲报父仇。她给堂兄的复函曾这样写道：“没有你，他的女儿也照样能报仇，你等着看吧！”之后，与施中诚断绝兄妹关系。
三年之后，施剑翘又认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当他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而且义形于色，将胸脯拍得山响，毅然决然地表示：待时机成熟时，自己愿替施剑翘去完成这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世间居然还有如此古道热肠的侠义之士，施剑翘内心充满感激自不待言，她甚至觉得，能嫁给这位侠肝义胆的热血男儿，真叫苍天有眼，是自己莫大的幸运，于是以身相许。但是转瞬几年过去，施靖公已升任旅长，依然没有履行诺言迹象。为此施剑翘再次请夫履约，不想施靖公以“家庭所系，儿女情长”为由推延践约时间。施剑翘一眼看穿施靖公是个伪君子，于是不再指望他了。1935年6月，施剑翘忍无可忍，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此后的施剑翘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事无巨细，她都要思考半天。
施剑翘在太原已通过郭宗玢将军打听到孙传芳下野后居住在天津，所以她暗下决心，亲自到天津寻找仇人。
施剑翘由太原回到天津娘家，没休息几日就开始寻访仇人行踪。
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出面，与无津市富绅李颂臣说妥，将坐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原为李氏宗祠）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任林长，孙任副林长。从此，他不再自称联帅，而要人叫他智圆法师。孙传芳从显赫一时落到树倒猢狲散，从拥兵百万沦为光杆司令，如今口口声声“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他果然大彻大悟了吗？
孙传芳与当时很多人不同，他处事缜密圆滑，在日本人日益得势的年代，他没有明显并公开投靠日本军方。基于多种原因，孙传芳以遁入空门、清心寡欲、每日坚持打坐念佛为借口拒绝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孙传芳的隐匿，无形之中给正在追寻他的仇家--施剑翘造成很大麻烦。施剑翘报仇心切，希望看到仇人面目，结果一无所获。
一天，施剑翘偶然遛到天祥市场二楼“铁算盘道人”的算命卦摊处，发现了孙传芳的照片，第一次认识仇人的面孔。
施剑翘的儿子施大利在法租界培才小学幼稚园部上学，施每天接送儿子上学、下学，得知一个叫孙家敏的小女孩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又经探询始证实孙家敏的父亲就是孙传芳，之后又顺藤摸瓜得知孙家公馆在法租界32号路。
找到孙家地址，施剑翘于是化装，悄悄来到法租界32号路孙公馆熟悉情况。孙家副官闲谈中透露，孙本人常在英租界20号路另一所公馆里。
之后，施剑翘兄长施中良的女儿考入英租界耀华中学。施借开学典礼之日到校参观，希望在这里发现孙家敏，果然在院中看见了她。施剑翘设法与其接近，通过有目的的谈话，她又了解到孙传芳经常在星期六与周氏夫人带孩子去看电影或听大戏。施剑翘从耀华学校中学部出来顺便观察了孙家敏乘坐的汽车牌号--“租界照会1039号，市府照会357号”。
开学不久，转眼又到了中秋佳节，施剑翘陪同母亲董氏到春和戏院观看尚小云的京剧。演出开始后，施剑翘“将母安置院内，即托辞出外到光明、新新各影院门前梭巡”，看一看有没有孙传芳。时光明正演“大家庭”，施到后赶上散场，“施夹在人群中在孙妻女身后同行”，不知孙传芳就在人群中。孙传芳登车时，施认出汽车牌号，证实此人就是孙传芳。
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施剑翘苦等十年，坚忍十年，义气、侠气和勇气都已填荡于胸、充沛于怀，她静待时机，要让恶贯满盈的大军阀孙传芳血溅五步。
说来也是巧，1935年，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孙传芳的51岁生辰。孙这一天不知怎的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自寿诗：
本定寿半百，讵知又添一。
今日余之乐，世人有谁知。
孙传芳在这首自寿诗中潜意识表明他将终老在佛的面前。
这天，天公不作美，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林长靳云鹏、理事长孙传芳照例皆应到居士林“领拜”，孙传芳也想与夫人周氏同赴居士林听经。孙夫人周氏表示不愿与孙传芳冒雨外出，于是极力劝阻孙传芳当日不必去了。但是，孙传芳因事先与靳约好在居士林见面，不可失约，只得只身冒雨赶赴居士林佛教会。
施剑翘自从参加居士林听经以来，虽然和孙传芳见过几回面，但每次都因听经的居士太多，唯恐伤及众人所以没有下手。11月13日的下午两点多钟，施剑翘和往常一样按时到居士林听经，但见诵经的很少，孙传芳也没有来，施心想今日天气不好，雨下得这么急，也许孙传芳不一定来。谁知正当施剑翘与佛友交谈的时候，看见孙传芳的汽车到了居士林的门前，而且孙传芳下车后便进入后院。施剑翘认为机会来了，今天听经的人不多，便于动手，于是不再犹豫，按原计划行事，准备好行刺用的手枪和印刷宣传品，待机而行。
当时，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礼佛听经，按男东女西分坐两旁，男居士行列之首座照例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这一天，孙传芳内着青马褂、青袍，外套一件道袍坐在女居士行列之首，聚精会神地听富明法师讲经，经常陪施剑翘到居士林的原交通总长吴毓麟的儿媳帷园（张佩珍）亦在女居士行列之中。
施剑翘坐在女居士的第三排。孙传芳冒雨赶来了，反而靳云鹏因雨没有到。在正中座上的人是主讲人富明法师。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此时，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会，每一次她都会参加，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
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一位居士接过话头说：“你不会到前排去吗？”她正求之不得，立刻答应一声：“好！”向前数步，她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突然掏出手枪，向孙传芳后脑狙击。该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孙传芳当场倒地，施又射一弹，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弹射腰部前胸透出，孙传芳立时身死。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说完这话，施剑翘一面喊一面跑到院外，从身后抽出印刷好的传单和一摞“告国人书”扬手四散，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
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此日期正好是施剑翘父亲被害的十周年纪念日。
施剑翘面向尚未散尽的佛友历述自己的父亲当年被孙传芳杀害以及孙传芳的其他罪状，最后大声向在场的居士、僧人念了她日前写的那首感怀诗，然后向该院僧人性慧大喊：“快去报警！”又说明自己要去自首。当她转身奔向电话房，欲打电话自首的时候，居士林警区值勤的岗警王化南闻枪声赶至。施见警察过来于是将手中凶器勃朗宁手枪一支和三发子弹交出，并对警察说：“我杀了人，你带我去自首。”岗警王化南当即将施带走讯问，旋又将施移送市公安局，并于当日押解至法院拘禁。
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
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慷慨激昂，方寸不乱，所言震人心魂，举座皆惊。
施剑翘哪儿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检察官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从容不迫，侃侃答对：“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检察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施剑翘在接到起诉书副本后，提出答辩状。指出起诉书中未说明自首情节。在庭审中，被告的辩护律师也有同样的意见。检察官反驳说：“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写状和陈言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而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断处。
在审理过程中，国内妇女、教育各界及一些民众团体分别发出电报、快邮等，向国民政府呼吁释放或特赦施剑翘。当时的刑法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后，于是从轻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被告施剑翘当庭声明不服，上诉于河北高等法院。被告辩护律师指出：“检察官认为被告非自首，殊属失当。被告在刺孙之后，在场众人均纷纷逃散，被告却未离开现场，而是要别人去报告警察。警察到后，她主动交出枪支，自认犯罪。这怎么能说不是自首？况且被告散发的传单也写明‘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说明她自首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她杀人后不离现场，让别人代为报警，应该说这是间接自首。试问在这种特殊场合下，被告怎样才能实现她自首的意图？
高等法院受上诉，再度开庭，传讯证人，审理终结，改判上诉人有期徒刑七年。施剑翘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全国最高法院。
施剑翘到监狱服刑后，孙案应该就此了结；但是，施中达仍不放弃营救姐姐，继续奔走，向上层社会政要求助，最后通过关系找到冯玉祥。冯当时是国民政府委员，说话很有影响。冯对当时社会热门话题”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早有耳闻，唯因地位关系不便直接出面说话。此次施中达找上门来，冯也不加推辞，当即应承为施解困。
冯玉祥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曾在清末同时发动滦州起义，施从云遇难，国民政府已明令将施从云列为革命烈士永志纪念。因为有这一层旧友关系，再加上冯素和孙不睦，芥蒂很深，所以冯才欣然答允施中达解救施剑翘。
冯玉祥插手解救施剑翘以后，上与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疏通关节，下与河北省高等法院的邓哲熙院长联络友情，同时又在国民党内联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中央委员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营救正在服刑的施剑翘。
在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下，国民政府中的不少政要皆表示赞同为施剑翘减刑。在国内各民间团体继续向国民政府呼吁，要求释放施剑翘的声浪日高，发往有关方面的信电与日俱增。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是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残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施剑翘入狱将近一年，1936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特赦令下达后，河北省高等法院饬令天津地方法院遵照国民政府训令，当日宣布施剑翘赦免释放。此时，施剑翘听到这个消息，神情显得异常平静，她脱去囚服，重获自由，却并未欣喜若狂。
施剑翘被放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办从云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1952年，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称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之后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3年病逝。
原来孙、施两家恩怨，社会各界并不了解，近经双方彰明事情原委，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看法。
对于这件刺杀案，很多人认为就是施剑翘为父报仇。另有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件刺杀案表面上是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以政府的名义，把施剑翘特赦了，但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早就对孙传芳恨之入骨，早就想杀掉他。这时候，正好遇到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这恰恰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正好一石二鸟，一方面给冯玉祥卖个人情，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己的心头大恨。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这还要从1933年军统局刺杀张敬尧说起。
1933年5月7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
多年后，陈恭澍回忆，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了一道制裁令，刺杀张敬尧，必须执行。因张敬尧与日本人勾搭，发动叛变，制造暴乱。又说和张敬尧一起来北平共同作乱的，还有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后他侥幸逃掉了。
孙传芳虽然当时幸免一死，但也跟张敬尧一样，入了蒋介石的制裁名册。只是，因为孙传芳深藏于天津租界内，窥伺时机，暂停汉奸活动，再加上蒋介石又下达了对石友三的制裁令，军统局顾此失彼，才使孙传芳又多活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