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的人说，处女街垃圾场的杂草丛里有一具无名女尸。
市公安局一大帮人马在宋局长的亲自带领下来到现场，发现死者身上穿一件翠花紫色连衣裙。经法医鉴定，死亡时间为昨晚11点左右，死者年龄在16至18岁之间，除左大腿根部有一道血印外，周身再无任何伤痕，并且系一名处女。市公安局在当地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两天认尸启事，连一个咨询女尸情况的电话也没接到。眼下正值夏至时节，警方拍摄了大量照片资料后，报批对无名女尸实施火化。
女尸为何被抛在处女街的垃圾场？是蓄意谋杀，自杀，还是其他原因致死？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而且很可能与处女街有关。
根据市公安局安排，这起疑案的侦破任务落在了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林培崧肩上。
这天，林培崧驾驶警车带我一道前往处女街，着手调查那起无名女尸案。当然，我不是公安民警，只是作为市报跑社会新闻的一名普通记者跟随采访而已。林培崧把警车停在辖区警务室院内，我们徒步踏上处女街。
没走多远，我们就碰上了两名上着露脐衫、下穿超短裙的摩登女郎。她们笑盈盈地朝我们摆摆手，柔柔地问：“二位先生，需要特殊服务吗？”
见到眼前两名胸脯挺得高高的金发女郎，我没敢吱声，只顾跟林培崧一个劲儿往处女街深巷走。那两名女郎却有些气恼了，嘴里骂咧着，屁股一扭，几大步走了过去。
脚下的处女街，当然不能与丹麦第四大城市奥尔堡的处女街相提并论。这里的处女街其实并非一条街，而是城郊的一个村，叫埠村。因为埠村紧邻城市，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被市里定为“红灯街”。眼下的埠村早已是集饮食、服务、娱乐于一体的热闹集市。尤其是化妆美容美发屋按摩洗脚捶背店特多，一条不足1000米长的丁字街，竟有各类休闲门店37家。晚上，这里更是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穿半裸服装的小姐睁眼就是，早成为名副其实的红灯街。
埠村的这条街为什么叫处女街，有掌故作证。晚清时期，埠村一带还是长江的一个外滩子。芦苇丛生，荒无人烟，一片萧条。据说，附近的村庄有一个颇具几分姿色的良家女子至死不屈从官府的淫威。后来，就有好事者将那女子自尽的那个滩头起名“处女滩”。早先的那个长江外滩已不复存在，已衍生成如今的一条街。因当地居民什么处女滩、处女河、处女树地叫习惯了，现在便把新生的埠村街叫“处女街”了。
林培崧在省警官学校读书时就是高材生，分配到市公安系统工作没几年就干到了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的位置，更是市公安局公认的破案神手。去年秋，那起震惊湘鄂边的杀人沉尸案就是以林培崧为首破获的。为此，我曾写过一篇通讯报道，最终后还上了《法制日报》。这次报社领导派我跟踪采访“处女街无名女尸案”，就是林副大队长点的将。
我和林培崧继续往处女街的丁字口走去。走着走着，林培崧几大步跨进了“点点发廊”，对一位身着连衣裙的小姐说：“请你跟我们去一趟警务室！”
那小姐愣怔之际，从楼阁上走下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妇女，白白胖胖，雍容华贵，只见她将手里的烟屁股一丢，双眼圆睁，狠狠地问道：“你有没有搞错人？”
林培崧懒得与她啰嗦，亮了证件，低吼道：“处女街无名女尸案同她有关！”
直到“点点发廊”的那位小姐被带至埠村警务室，我才明白，眼前这位小姐身上穿的一件连衣裙同死者身上穿的连衣裙一模一样。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该小姐仍坚持说她与无名女尸案毫无干系。最后，她同意将我们带至城里，找到了她买翠花紫色连衣裙的“新人类女装屋”。
林培崧问老板娘近来已卖出多少件翠花紫色连衣裙。老板娘指着挂在货柜上的三件连衣裙，说她总共才从广州进了五件，仅卖出两件。老板娘接着又说，这种裙子进价高，这个城市就她独此一家经营。
林培崧不觉眼睛一亮，赶忙拿出死者的照片，对老板娘说：“这女孩身上穿的连衣裙是从“新人类女装屋”买走的吧？”
女老板接过照片看了看，连连说是的是的，可我没杀人呀。
老板娘回忆了一番，说是三天前的一个下午买走的，当时陪她来买连衣裙的还有另一名女孩，她右脸上的一块胎记格外显眼。
林培崧决定寻找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
胎记女孩叫杨新娣
处女街无名女尸案的侦破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林培崧深感责任重大，他在心里给自己鼓劲：此案不破，决不收兵。
那天晚上，我刚洗澡上床，手机就响了。林培崧说：“陈记者，赶紧过来，我在刑侦大队办公室等你。”我刚踏上刑侦大队办公楼的走廊，就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不由自主地咳嗽了几声。办公室里就坐着林培崧和刑侦大队大队长张润翰两人，两只烟灰缸里已经堆满高高的烟屁股。
林培崧将白天调查到的情况向张润翰作了全面汇报。他们又凭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对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作了种种推断。
应该说，“认尸启事”已在市电视台连续滚动播放了两天，想必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早就知道了，只是怕惹祸上身，而不敢出面作证。或许，那女孩之死本身就同她有密切关系；或许，是胎记女孩同死者争风吃醋，为争取客人而将她残害致死；死者或许是一个刚来处女街谋生不久的外地女孩，来到处女街就遭遇不幸，当然不会有人认识她。即便某一休闲屋的老板知晓实情，也会因出了命案而不愿自投罗网。
……
林培崧白天从“新人类女装屋”走出来，就立即用手机同埠村警务室民警取得联系。对方在登记簿上认真查过了，在处女街从事服务行业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位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
既然死者系一名处女，这说明她生前未曾卷入灯红酒绿的尘世。那么，右脸生有胎记的女孩是不是一个妓头呢？
我是市报派出采访此案侦破进展的记者，不便插言，静静地坐在一旁，一边认真倾听一边做记录。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嘀嗒嘀嗒转过零点。张润翰站起身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对林培崧说：“你带陈记者出去吃夜宵吧，我回家了。”
林培崧拉着他的手说：“张队长，咱们一块儿去江边烧烤城喝啤酒？”
“算了算了，我已是快退居二线的人，哪比得上你们年轻人。岁月不饶人啊！”张润翰摆摆手，边说边朝楼下走去。
我和林培崧来到江边烧烤城时，各个摊位已食客满座，那热闹景象同刚才我们穿过的清冷街道形成鲜明对比。找了好几个烧烤摊，才发现仅剩有两个空位，貌似特意为我们留着的。林培崧点了鸡爪、羊肉串、牛蹄筋，将两只盘子盛得沉甸甸的，还叫来一罐纯生扎啤。他颇有几分抱歉地说：“陈记者，你也跑了整整一天，辛苦了，要将处女街的无名女尸案弄个水落石出，说不定还有一段时间呢。来，咱们喝酒——”
“咱们喝酒！”我望了一眼疲惫不堪的林副大队长。
一罐纯生扎啤下肚，林培崧又让老板送上一罐。这时候，有个中年汉子凑近我们，毫无遮掩地问道：“二位先生，今晚上处女街吗？包接包送，很便宜的。”
“什么很便宜的？”林培崧斜睨了对方一眼，问道。
“当然是坐我的出租车很便宜啦。”看来，他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你没听说处女街出了一起命案，谁还敢上处女街呢？”林培崧故作轻松，很随意地同司机调侃。
“怎么没听说过，我们开出租车的司机，比当记者的嗅觉还要灵敏呢！再说，电视上也播放了认尸启事，一个小姐死了，谁敢前去认尸。即使同她是一个发廊里的小姐，也害怕摆脱不了干系而忍气吞声。唉，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租车司机耸耸肩，感慨道。
就在我们正准备离开时，眼前不远处的一个烧烤摊前，突然停下一辆出租车，从车上走下来一溜男男女女。最后下车的那个女孩拢了一下她已染成浅黄色的长发，赫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右脸上一块醒目的胎记。
林培崧惊喜地“啊”了一声，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她不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曾陪死者去新人类女装屋购买翠花紫色连衣裙的女孩吗？
林培崧一个跨步冲上前扭住那女孩的手，不料却被另一名男人推了一掌，问道：“老板，什么意思？这是我叫的小姐呢，你怎么一点规矩也不讲。”林培崧顾不得与对方搭讪，朝女孩看了一眼，义正词严：“咱们去一趟公安局！”那中年出租车司机十分精明，很快就将车开了过来。
经过一番审讯，那女孩竟号啕大哭起来。
这胎记女孩叫杨新娣，和死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杨新娣说，死者名叫卡罗娟，今年才17岁。卡罗娟原先同她一起在邻县的一家早点小酒馆当过服务员，因老板生意不景气，将门店给转让了。那天，也就是卡罗娟死的那天下午，她告诉杨新娣，她要去深圳打工，还说深圳那边有她们村子里的许多姐妹。因为她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便一同来到县城，还陪她去新人类女装屋购买了一件翠花紫色连衣裙。
“你没看到电视上的认尸启事？”
“刚来处女街，人生地不熟，我本身也不那么爱看热闹，再说老板的店里，放的也全是清一色录像片子。垃圾场发现女尸后，警车在处女街跑了几天，当然见过，只是没有过去看个究竟。”杨新娣双眼盈满泪水，表示一定要配合公安部门侦破此案，抓获嫌疑犯，为她的好友卡罗娟报仇。
然而，卡罗娟到底去了深圳没有？她为何被抛尸于处女街的垃圾场？
死者原来是孤儿
小车由林培崧亲手驾驶，从城里出发，车一过处女街就是乡间公路了。
卡罗娟生前所居住的村子叫秋庄，是湘鄂边一个偏僻贫困的小村。因有杨新娣带路，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村庄。车子停靠在秋庄村民委员会办公楼的大门前。办公楼是一栋古朴的两层结构的老式房子，除一名看守门房的老头外，楼上楼下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就连从村部门前公路上路经的村民也没有几个，这鬼地方实在太僻静，拉屎不生蛆啊。
林培崧递上一支烟，问老大爷：“秋庄里的人都上哪儿了？”
老大爷精神挺好，接过烟，点燃后慢条斯理地说：“唉，咱们秋庄是一个穷村，村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去了，特别是那些女孩儿，初中没毕业，就随大姐大嫂们一同外出打工挣钱。”
老大爷自我介绍说，他原是秋庄的老支书，现在被安排在村部看守门房，还兼职接传电话。秋庄这个穷村僻壤，手机没信号，农户家座机少，而在外打工的人多，从外面打回来的电话也自然多，老大爷就靠接传村里人的电话养活自己。如果有人从外地打来电话，首先接到的当然是这位老大爷，对方告之等多长时间再打过来。老大爷这时候就骑一辆破自行车前去叫接电话的人。老大爷每叫一次，收费两元。
老大爷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将我们带到村长家。殊不知，村长到乡里开会去了。那小伙子又将我们带到一位副支书的家里。这位副支书名叫唐二牛。
我们并没有将卡罗娟已死的消息告之唐二牛，只是说我们是来了解有关卡罗娟情况的。唐二牛听林培崧说明来意后，顿了顿说：“卡罗娟有什么好了解的，她是一位吃救济长大的苦命女孩，听说，今年六月份，她就随村上的一群姐妹们一道去深圳打工了。”
林培崧眉头紧蹙，思忖片刻，告诉唐二牛，说卡罗娟已经死了。
“死了，卡罗娟死了？”唐二牛顿时瞪大眼睛，一脸惊讶地问。
“你没看电视？市电视台曾播放了两天认尸启事呢。”
“咱们村子离湖南近，又不像城里人能看上有线电视，收的全是湖南一些地方台转播的节目。卡罗娟死了？她是怎样死的？不可能吧？”唐二牛的话咄咄逼人。
林培崧说：“我们这次来秋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卡罗娟之死的案子。”
唐二牛简单地为我们讲述了卡罗娟的人生经历。
娟儿（唐二牛称卡罗娟为娟儿）的父亲是个瞎子，靠在路边贩卖鼠药为生，地里的活计全靠她母亲承担。说来也怪，虽说他父亲是瞎子，可她母亲却是个十足的靓妇，娟儿就像她娘那样，是个美人胚。因为漂亮，娟儿娘难免招惹村子里一群男人围着她转，争着帮助她家耕田使牛、堆箩码草。没有不透风的墙，丈夫眼瞎耳聪，怒气之下，选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将老婆给杀了，然后吞服鼠药自尽……那年娟儿才五岁，一夜之间成为孤儿，从此靠吃村里的救济过日子。她上小学读初中，全是村里百姓出资。去年下半年，娟儿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今年春节过后，她就一直想着，要随村上一群在外打工回乡过年的男男女女一道外出打工。村里不放心，可又不好干涉……
林培崧打断唐二牛的话，问道：“卡罗娟是同哪些人一道出去打工的？”
唐二牛说，村上在外打工的男男女女一大群，谁知她跟哪几位在一起呢，反正，她的的确确是去了深圳。
紧接着，我们又找了村子里另外几名村干部了解卡罗娟的情况，基本上同唐二牛讲的一样。这些证词，对侦破卡罗娟之死案没有太大的帮助，林培崧也只好就此作罢。
唐二牛坚持让我们一道去村上的一家小酒店吃午饭。林培崧去看车时，听到那个门卫老头所看守的电话响了。老头一接，是深圳打过来的。
就在老头同对方谈话之际，林培崧一把夺过电话话筒，问道：“你知道卡罗娟现在在哪儿做工吗？”
对方是个女性，声音娇脆：“你是谁？打听娟儿的消息干吗？”
林培崧说：“我是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请你赶快告诉我卡罗娟现在在哪儿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