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平静地瞅着他，接着莞尔一笑。
“我晕了过去，是不是？”她无力地问道，“其实谁都会这样的。你三天没吃东西试试看！”
“哎哟！”鲁多夫嚷着跳起来，“你等着，我马上回来。”
他冲出绿门，跑下楼梯。二十分钟后，他又回来了，用鞋尖踢踢门，让她打开。他两臂抱着从食品店和餐馆买来的大包小包东西，放在桌上——面包和黄油、冷切肉、蛋糕、馅儿饼、酸黄瓜、一只烧鸡、一瓶牛奶和一瓶滚烫的红茶。
“岂有此理！”鲁多夫狂暴地说，“不吃东西哪能行。你可不能再和别人打赌干这种蠢事了。晚饭准备好啦。”
他扶姑娘坐到桌前的椅子上，问道：“有茶杯吗？”“窗台上有一个，”她回说。当他拿了杯子转过身时，见她凭女人百试不爽的本能，已从纸袋里找到一罐迪尔牌酸黄瓜，眼睛闪着狂喜的光芒。他笑着拿下酸黄瓜，倒了一杯牛奶。“先喝这个，”他命令说，“再喝些茶，然后吃个鸡翅膀。你听话，黄瓜明天吃。现在如果你允许我做你的客人，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他拖来另一把椅子。喝了热茶后，姑娘的眼睛有了生气，脸色也好一些。她像某些野生动物那样，虽然饥饿，仍很讲究地大吃起来。她似乎认为那年轻人的到来，向她提供援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倒不是她轻视习俗，而是极大的危难给了她抛开虚礼俗套、更注重人性的权利。但随着气力和舒适的恢复，应有的一些习俗感也逐渐恢复了；她开始把自己的小故事讲给他听。那是城市里每天都会遇到的、成千上百个稀松平常的故事之一：女售货员偏低的工资，“罚款”使工资进一步减少却使店方利润增加，病假扣发工资，然后是失去工作，失去希望，接着便是——冒险家敲响了绿门。
但在鲁多夫听来，这故事像《伊利亚特》史诗或者《琼尼的爱情考验》里的紧急关头那般重要。
“没想到你居然受过那么多苦。”他喊道。
“确实难以忍受。”姑娘沉重地说。
“你在这里难道没有亲友？”
“一个也没有。”
“我也是孤零零一个人。”鲁多夫迟疑一下说。
“那很好。”姑娘脱口说，年轻人听她赞赏自己孤苦伶仃的状况似乎有点高兴。
她突然垂下眼光，长叹一声。
“我困极了，”她说，“我觉得太舒服了。”
鲁多夫站起来，拿了帽子。
“那我就告辞了。好好睡一觉会对你有帮助的，晚安。”
他伸出手，她握住他的手，也说“晚安”。但是她的眼睛里露出一句问话，坦诚而伤感，无声胜过有声，他不由得用语言回答。
“哦，明天我再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轻易摆脱不了我的。”
他走到门口时，她问道：“你怎么会敲我的门的？”对她来说，他来到的事实远比来的缘由重要得多。
他瞅了她片刻，想起那些卡片，突然感到一阵痛苦的妒忌。假如那些卡片落到另一个和他一样喜欢冒险的人手里又会怎么样呢。他迅速做出决定，永远不让她知道真情。他永远不告诉她，他了解她在极端困难下采取的权宜之计。
“我们的一位钢琴调音师住在这幢楼里，”他说，“我弄错了，敲了你的门。”
在绿门关上之前，他在屋里最后看到的是她的微笑。
他在楼梯口站住，好奇地打量四周。然后他走到过道的尽头又走回来，再上一层楼，继续进行他困惑的探索。他发现楼里所有的房门都是绿色。
他大惑不解地到了人行道上。那个怪模怪样的非洲人还在。鲁多夫拿着他发的两张卡片上前询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给我这些卡片，是什么意思？”
黑人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替他主人的行业做了一个极好的广告。
“在那里，老板，”他指着街那头说，“不过恐怕已经赶不上第一幕了。”
鲁多夫朝他指点的方向望去，看见一家剧院入口处上方为新上演的戏剧打出的明亮的灯光广告：“绿门”。
“听说那是第一流的戏剧，老板，”黑人说，“演出经理给了我一块钱，让我分发医生广告时捎带发几张。我给你一张医生的卡片好不好，老板？”
鲁多夫在他所住那个街区拐角的小店里买了一杯啤酒和一支雪茄。他衔着点燃的雪茄出来，扣好上衣，把帽子朝后一推，断然对路灯柱说：
“反正一样，我认为是命运的手指引我找到了她。”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结论当然让鲁多夫·斯坦纳进入了浪漫史和冒险的真正追随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