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伯父生前的做的一些事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在那里都是一样的，祸事会一直尾随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已经过了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算是幸福的。”
“我甚至开始想：灾祸已经远离我们家了，它是上一代人之间的恩怨和我的人生告别了。谁知道我是想的太过乐观了。昨天早上，灾祸又来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将五个又小又干的桔核放在了桌上。”
“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
“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
“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要知道，”他低下头去，无助的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我就像一只无助的兔子完全的暴露在猎人面前。我们家族好像陷入到了一种永无止境的危险深渊，而我们谁都不知道危险是什么，只能坐以待毙。”
“唉！唉！”福尔摩斯嚷道。“您可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啊，先生。”
“否则，您可就危险了！现在除了打起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拯救您的了。可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
“我去找过警察了。”
“啊！”
“但是他们听了我的讲述之后，纯粹当我在开玩笑。我相信那些巡官认为这都是下了结论的事，这些怪事不过是无聊的人的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的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外，因此让我不要和那些是联系在一起。”
福尔摩斯非常愤怒挥舞着他紧握的拳头，喊着：“真是一群蠢货！”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他同您一起来的吗？”
“没有。他的命令是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再次被激怒。
“那么，为什么现在来？”他叫道，“或者换种说法，你为什么现在才选择来找我？”
“我没想到啊。直到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倾诉了我的危险境地，他建议我来找您的。”
“您收到信已经整整过了两天了。我们必须在此之前采取措施。那么您除了那些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还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以后，掏出了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有些记得，”他说，“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的。我在我伯父的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是这样理解它的：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幸免于被焚烧掉。我估计纸上除了提到桔核之外，恐怕它对我们没什么帮助。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这字迹我确定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往这边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下身来观察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一八六九年三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桔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同时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没有时间像你解释了，但我希望你能够完全按照我的安排进行。您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赶快回家准备吧。”
“我要做什么呢？”
“只需做一件事。而且一刻也不能耽搁，立刻去办。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
还要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它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您一定要注意措辞，让他们完全相信。做完这一切以后，您必须马上就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现在先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达到那些目的。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陷阱，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威胁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的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您给我的生命重新注入活力，让我重新有了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点去做。”
“您必须抓紧时间。除此之外，您还要好好保护好您自己，如果我没猜错，您现在周围可谓危机四伏。您如何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乘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钟。街上人还很多，所以您相对还是平安的。不过，您还是应该保持十二分的警惕。”
“我带了武器。”
“很好。明天我将着手办您办理这个案子。”
“那么，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用了，您这案件的关键在伦敦。我会在伦敦着手办理。”
“那么过个一、两天，我会再来拜访您的，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逐一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呼啸不已。大雨瓢泼，粗暴的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凶恶的故事好像是是随着狂风暴雨一起到来——它仿佛被强风吹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很快便又被暴风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微微前倾，目光凝视着壁炉中红彤彤的火焰。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随着一个地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这个案件可真是我们经历过的最为诡异离奇的了。”他终于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
“同‘四签名’案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嗯，确实。除此之外，也许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正陷入了非常大的危险当中。”
“但是，你对这种危险有没有具体的定义呢？”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确定的了，”他回答说。
“那末，它们呢？这个KKK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一直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夏洛克·福尔摩斯闭上了眼睛，两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拢在一起，说道，“对于一个高超的推理家来说，一旦有人给他指明一个事情的一个方面之后，他必须能从这一个方面不仅能够推断出导致出现这个结果的各个方面原因，还要继续推断出因此将会产生的一切结果。正像居维叶，通过深思熟虑就能根据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观察家，既然已经彻底了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环节，就应能凭借它推理出整个事物前前后后的各种关系。我们还没有掌握但是唯有理性才能获得的结果。问题只有通过研究分析了才能获得解决，仅仅凭借直觉解决问题最终都会失败的。不过，要使这种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须善于联想，结合实际，利用他已经掌握的所有事实，这并不难以理解，就是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的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有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但这仍然是一种伟大的成就。一个人要想掌握对他工作有益的全部知识，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就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还一度怀疑过我的这种能力的。”
“是的，”我笑着回答道。“那可真是一张特别有趣的记录表。”
“我记得：哲学、天文学、政治学，打了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算是造诣很深；化学，很独特；解剖学，不系统；关于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是无与伦比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那些都是我分析的要点。”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呵呵地笑了。“嗯，”他说，“我坚持我过去的观点，一个人的大脑要装满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的藏书室里去，需要的时候，好取就可以了。现在，为了查清我们今晚接受的这样一桩案件，我们必须将我们所有的资料都集中起来。劳驾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K字部的那一册递给我。谢谢你！让我们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看看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论。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奥彭肖上校是由于某种有力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到了他那样年纪的人是不会突然改变他全部的习惯的，他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的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乡村的寂寞生活的。他不得已呆在英国过着孤独的生活，可见他非常害怕某些事物，因此让我们暂且作出一个这样的假设，认为他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被迫离开美国的。至于他所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根据他和他的几个继承人所接到的那几次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了。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没有？”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从伦敦东区寄出。你能推断出什么来呢？”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可见写信的人是在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