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阎明复曾撰文回忆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毛主席曾对杨尚昆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
“康生是鬼不是人。”——这是“文革”后陈云对康生的评价。
康生问题的揭露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更是拨乱反正的关键。1976年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全党全国上下虽然都在深揭猛批“四人帮”，但康生问题一直没有被揭露，这就给彻底否定“文革”、实现拨乱反正带来了一定障碍。
康生把持中央党校20多年
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之地，但“文革”时期却是重灾区。该校被康生把持长达20多年，破坏成了个烂摊子。1956年“八大”后，康生被重新启用，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从1957年起分管党校。“文革”
前期和“文革”时期，康生在党校先后诬陷迫害中央党校原校长、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和曾任刘少奇秘书、后任中央党校校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制造了大批冤案。
在中央党校，康生被尊称为“康老”，他的妻子曹轶欧则被尊称为“曹大姐”。有时康生到党校视察，随时看到一个人，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你这个人不像个好人。”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提起康生，曾担任过胡耀邦秘书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说：“康生的头上有‘两顶桂冠’；我也送给他三个称号，康生是‘四人帮’的教父，‘文革’的罪魁，党内最大的‘棍子’。”
“文革”期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与康生有过一次“狭路相逢”。1966年6月初，迫于康生的高压，林枫在党校成立了“文革”办公室。
当时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刘海藩被调来负责写简报，主要是将党校开展“文革”的动态及时上报中央。
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林枫于1966年8月19日被造反派批斗。为煽动党校群众继续陷害林枫和刘少奇，1966年8月30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50人座谈会”，康生讲话长达4个小时，反复讲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又黑，说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阵地，反无产阶级革命的“黑堡垒”，修正主义的“黑据点”，叛徒特务的“黑窝子”，资产阶级思想的“黑染缸”。讲了四个“黑”之后，康生突然话锋一转：“党校报来的70多期简报，完全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对抗的，我越看越生气。简报是什么人负责写的？”这时刘海藩正在台下听得发蒙，突然听到康生在问是什么人写的简报，着实吃了一惊。这时有人喊：“刘海藩写的。”康生问：“他来了吗？”“来了！”几个造反派齐声回答。“刘海藩站起来！”一个造反派吼叫。刘海藩坐的位子正好与康生妻子曹轶欧挨着。看到这情形，曹轶欧就说：“刘海藩，康老叫你，你站起来嘛！”刘海藩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康生厉声问道：“简报是谁叫你写的？”刘海藩有几分紧张地回答：“是组织上安排我写的。”“什么组织？”康生越来越严厉。“当然是党组织。”康生愤怒地反问：“哪个党组织？”刘海藩预感到灾难来临且已经躲不过去了，于是这位湖南青年的辣椒味冒出来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康生没想到这么个小人物竟然对自己大不敬，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什么东西！”刘海藩强忍着没有再说话。康生抖动着手头的简报接着说：“你写的这些简报是共产党的话吗？你执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是替林枫说话的黑笔杆子、黑爪牙！”
当晚，刘海藩就被造反派抄了家。
中央党校整风会议引燃康生问题“第一把火”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由于当时中央党校还是造反派掌权，胡耀邦到党校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整风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9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王富长在发言中首次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的问题。他揭露了康生的“十个问题”：
一、一直把持党校，说党校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给党校的同志们套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精神枷锁。
二、对待党校群众组织问题上是支持一派，打压一派，使很多干部群众受到摧残。
三、指使造反派在党校大骂朱德、叶剑英、陈毅等老帅，并编辑出版《林彪选集》《林彪语录》。
四、康生、曹轶欧在党校搞“清队”和“整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致使大批的干部群众受到审查、关押、开除、遣送。
五、康生、曹轶欧在党校乱点名的问题。康、曹在党校动辄说某某是反革命、叛徒、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实际上与第四个问题是一回事）六、康生在对待李广文（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一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问题的处理上出尔反尔。
七、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向违反毛主席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精神。
八、党校的“五七”干校的办校方针有问题。（实际上与第七个问题是一回事）九、康、曹包庇造反派头头。
十、康生把持党校期间，其亲信和党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康生虽然于1975年12月16日因病撒手人寰，但在死后的悼词上，他却被封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当时这“两顶桂冠”还在，并且曹轶欧还活着，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王富长的发言石破天惊，无异于在第一教室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对于王富长的揭发，胡耀邦是比较慎重的。他在会上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以下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词，污蔑更不允许，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任何人。在党的会议上提意见是合法的，是党员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
从目前公开的历史材料看，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揭发康生问题。会后，“整风会议”材料组的陈文斌、刘立中两位同志根据王富长的发言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按照胡耀邦的要求上报中央。
王富长为什么敢公开揭露康生？他说，当时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康生问题依然是禁区，对康生和曹轶欧依然要称康老和曹大姐。公开揭露康生，他心中也有一定顾虑。但他之所以敢挺身而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在经过一段时间“整风会议”的揭发和讨论后，逐步认清了“文革”的本质，同时感觉“文革”中党校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至于揭发康生会不会有风险，他认为风险是有，但大环境已改变了，“四人帮”毕竟倒台了，过去那一套站不住脚了，站出来揭发康生也不会被打成反革命了。第二个原因是，王富长曾被评为全国青年标兵，对曾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感情。在发言前的一个月，王富长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武某（康生的党羽）竟然还与华主席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就冒昧地给华主席写了一封信，揭发武某与江青有密切联系。后来，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一非和副教育长牟泽衔对他说：“耀邦同志很关心你！”听了这话，王富长预感到是他写给华主席的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第三个原因就是，王富长不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对康生问题没有更多的思想顾虑。
王富长在“整风会议”上的揭发，成为引燃康生问题的“第一把火”，这把火正伴随着拨乱反正的罡风越烧越旺。
胡耀邦在敏感时刻间接出手支持
1977年12月3日，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教员李公天去找哲学研究室副主任韩树英，告诉他从朋友处听来的曹轶欧去世的消息，并提议贴小字报揭发康生。
韩树英说：“应该揭发，但这不是个小事情，我们要去请示一下耀邦同志，况且在他的上边还有汪东兴和华国锋。”李公天找到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对他谈了揭露康生的想法。梁表示要向耀邦同志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