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索尔仁尼琴这样问道。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在过去的文学中，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在莎士比亚、席勒和狄更斯的笔下，恶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知道作恶是不道德的，于是，在作恶的同时，为自己的罪孽忐忑不安，感受着良心上的煎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物没有“思想体系”，或者说，还没有彻底丧失对正常道德规范的敬畏。而“黑铁时代”的人之所以能够问心无愧地做灭绝人性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有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使他们免除了正常人会有的精神负担和道德痛苦，可以心安理得地作恶和犯罪：“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能够使他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所以，“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而最终的后果是：“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0页）在特殊的社会环境里，个体的道德行为的状况，受到“思想体系”巨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正是“思想体系”造就了许多的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数人的苦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呢？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力量？
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所谈论的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人人都明白，个个都知道。
然而，时间的流逝和人们的健忘症，会使真相变得模糊不清，会使常识变得令人费解。事实上，索尔仁尼琴言说的，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思想体系”。它有非凡的道德理想。它把解放所有人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却又自相矛盾地把人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把消灭一些阶层当做解放另一些阶层的前提条件。即使那些“有罪”的阶层被彻底消灭，“思想体系”仍然要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对抗意识，要人们接受这样一个“绝对真理”：
社会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殊死较量是没有止息的。“斗争”将是一种永恒的现象，暴力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形形色色的人们被置入非敌即友的简单的关系模式里。怀疑、冷漠、仇恨和敌意成为普遍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也没有爱，就连那些天然的情感，例如亲情和爱情，都被严重地扭曲和异化了。互相伤害是普遍的事情。残暴成了一种社会习惯。而这种可怕的习惯，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它不断发展，最后发展成一种变态。我认为一个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甚至粗野到惨无人道的程度。血与权令人陶醉，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腐化堕落；到最后，就连最反常的现象也会为头脑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惬意。人和公民被毁于暴君之手，到那时要想恢复人的尊严，要想忏悔，要想得到复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恣意妄为，甚至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感染力的影响，因为这种权势是有诱惑力的。如果社会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那么，社会本身的基础也就会受到传染。”（《死屋手记》，第251页）后来的事情，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幸言中。古拉格群岛以及“大清洗”证明了“残暴”的可怕，证明了“血与权”如何给俄罗斯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
“黑铁时代”的苦难终于结束了，然而，正义却迟迟没有到来。遗忘和遮掩成为普遍的事情。人们受到这样的暗示和鼓励：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咬着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近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索尔仁尼琴接着以他特有的反讽语气说道：“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1页）然而，索尔仁尼琴拒绝沉默。他要找出那些“应付罪责的人”，要以自己的方式审判他们。他研究了德国对待纳粹罪犯的态度。战后的德国社会没有宽恕那些纳粹的“英雄”。在德国，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而前苏联在巨大的灾难过后，却只判处了不到三十人。由于严格的绝不饶恕的审判，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感到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索尔仁尼琴说：“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显然，审判邪恶的过程，就是摆脱邪恶的过程：“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2页）然而，在俄罗斯，人们却选择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只抓了几个替罪羊，就万事大吉。成千上万的杀人犯和施虐狂依然若无其事地逍遥法外，有的甚至还享受着他根本不配享受的赞美和荣耀。索尔仁尼琴于是很悲哀地说道：“……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2页）
是啊，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了：人们必须怀着感恩的心情，向伤害自己甚至剥夺了自己亲人生命的罪犯纳贡。罪大恶极的人依然安然无恙；他们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依然头顶各种名不副实的光环，依然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那里攫取荣耀和赞美。
四
那么，怎么办呢？是饶恕，还是审判？
先审判，后饶恕。没有经过审判的饶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饶恕，而是对罪恶的不负责任的纵容，是对无辜者的再次伤害，是埋下更大灾难的种子。
所以，我们应该倾听并接受索尔仁尼琴的理性的声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拯救性的审判：“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鞋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袋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是，我曾经是刽子手和杀人犯。’”（《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3页）是的，要让作恶者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不安，要让他们受到必要的惩罚。如果我们毫无原则地饶恕那些受“思想体系”诱导的作恶者，就等于在助长邪恶，就等于在鼓励我们的后代像他们一样犯罪：“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们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这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3－174页）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认识和理解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纯粹的想象和外在的了解，一个作家无法认识恶的真面目，也无法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在他看来，文学前行的路途经过地狱：只有经过苦难的煎熬，作家才能看到人生的真相，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正是群岛给我们的文学，也许还给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二十世纪昌盛时期的空前未有的农奴制，在这种独一无二的、无需作任何补充的意义上，为作家开辟了富有成果的虽然是毁灭的道路。”（《古拉格群岛》，中册，第475页）他甚至将不幸的遭遇和苦难的经历，当做成就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只有当那些个人深遭不幸或十分巨大的精神探索要求的具有天赋的代表者进入了这个领域时——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古拉格群岛》，中册，第476页）索尔仁尼琴终于从可怕的人造地狱古拉格群岛活着归来。这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最值得庆幸的事情。这位伟大的归来者没有辜负自己所承受的侮辱和苦难，没有辜负“泽克族”们的眼泪和死亡。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他正确地选择了高贵的写作态度——直面邪恶，向恶而写。向恶而写，便是趋向善的写作，便是趋向希望的写作，便是趋向拯救的写作。他创造出了“伟大的文学”。他通过自己的写作，审判了反人性的“思想体系”，清算了极端形态的恶。他用自己的作品完成的审判，其效果相当于德国法庭的八万六千次的审判，不，它的力量比这八万六千次的法庭审判还要强大，因为，文字是不灭的，因为文字会持久地发出声音，这声音会抵达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会帮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认识恶和战胜恶。
向恶而写，是索尔仁尼琴选择的写作态度，也是那些经历过同样苦难的人应该选择的写作态度，因为，只有这样写作，才能赋予文学更大的价值，才能赢得人们普遍的尊敬。
2010年10月18日再改，北京
（《悦读MOOK》（第二十卷）：褚钰泉（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