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有人或许会问，那么是什么力量让马寅初具有如此坚贞不渝的人格呢？
我以为还是从马寅初的演讲中或许便可以得到答案，至少是得到答案的一些线索，因为马寅初太“爱”讲，也太“敢”讲了。据记载：
4月23日，马寅初应杭州银行公会的邀请，作题为《外汇问题》的演讲。
4月27日，马寅初应浙江省教育厅的邀请，作题为《为穷苦的老百姓想个办法》的演讲。
4月28日，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马寅初作了题为《外汇问题》的演讲。
4月29日，马寅初应杭州市惠兴中学的邀请，作题为《女学生对自己地位就有的认识》的演讲。
4月30日，马寅初应浙江省合作协会的邀请，作题为《福利经济》的演讲。
5月3日，马寅初应杭州商会的邀请，作题为《新公司法》的演讲。
5月5日，马寅初就杭州十八所中学的联合邀请，作题为《人生哲学》的演讲。
5月17日，马寅初应邀出席上海工业界“星五聚餐会”，作题为《新〈公司法〉及〈银行法〉》的演讲。
……
在1946年四五月间，马寅初竟创造了一个月演讲十多场的记录。
马寅初作过的演讲真是太多了，究竟有多少？今天似乎已难以统计，至于涉及的内容，更是广泛得让我们难以一一细说，不过有一场演讲我以为很值得我们去作一番回味。那场演讲可算作是马寅初演讲的开始。
三
今天，从有关史料上能够知道的，马寅初最早的一次有影响的演讲是1918年11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题目为《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所谓的“战胜国”，因此战争结束之际，北京大学决定为此放假三天，并在此期间于天安门广场举办演讲会和提灯游行，这一切马寅初自然是都积极参加了。发表演讲的教授有蔡元培、李大钊等多人，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演讲的题目是《庶民的胜利》，马寅初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工者》。
初看这题目，似乎马寅初的演讲内容和主要观点会与蔡、李二人大同小异，其实不然。
当时的中国，国势日衰，民不聊生，许多民众，甚至一些学者，都将其归因为，一是国内政治的腐败，二是外国帝国主义——即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即资本的入侵；再加上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开始传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资本的批判，也开始被一些人所认可和接受。这几方面的原因，造就了当时的一句口号：“资本万恶，劳工神圣”，且成为了当时一种时髦的思想。然而马寅初并不完全同意这一口号。就在这一演讲中，他指出：对于中国来说，还不是“资本万恶”的问题，倒是资本不足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辩证地指出：“欲物质变与转移，不可不具有三大要素，则自然、劳力与资本是也，三者缺一，则生产不能完全。倘有资本自然而无劳力，则资本与自然，不能有所作为；若有劳力与自然，而无资本，则劳力与自然亦无所施，生产之功，无可希望矣。”
显然，马寅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客观地看到了并承认了资本的作用，并没有从政治的需要将此看做是“万恶”。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竟敢于将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以公开演讲的方式发表于民众，可见他作为一个学者，是勇敢的，他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学者又是真诚的，他又以经济学的观点支持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又说：“不欲求生产发达则已，欲求生产之发达，则贪婪跋扈之武人，在所不去，断无与劳动者开并存之理。苟武力能除，则生产与储蓄之障碍已去，而劳动者自有从容从事之机缘。吾故曰：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尽管后来随着“五四运动”的暴发，“资本万恶，劳工神圣”的口号越喊越高，但马寅初却一直坚持着他那不合“时宜”的观点。如，1921年8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国语讲习所发表题为《中国的经济问题——评“资本万恶，劳工神圣”说》，1924年5月17日，他又在北平平民中学发表题为《中国何以如此之穷》的演讲等，多次强调自己的观点。
另外，正是基于“资本并非‘万恶’”的观点，马寅初又对当时国人对于现代银行业的种种误解进行了舆论上的破除，说明银行的资本运作并非如国人理解的那样“以虚换实”，尽可放心地通过银行办理存蓄和汇兑业务。马寅初的这一系列思想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仍毫无顾忌地一次次提出来，这足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忠于的是学术真理，维护的是学术尊严，坚持的是学术操守，政治与时事风向对他似乎并没有多少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政治和时事，相反，他一生对于政治和时事都充满热情，并热切关注，甚至积极参与，但是他所有的关注与参与更多时候是以学术目光和角度来进行的。殊不知，这样一来势必产生一种情况，这就是，他的学术主张有时会与政治相一致，但也难免会有相冲突的时候，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涯两方面都将不会是一帆风顺。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不难看出，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思想，实际上是与政治（或者说政府）的需要有着许多重合的，且开始时重合更多，只是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在一些点上发生了错位。
四
1979年8月5日，马寅初曾经最为喜欢、可后来又发表“批马”文章最多、让他大骂“不光明”的《光明日报》，突然发表了两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是北京市饲料研究所一个叫朱相远的人写的，信的内容是呼吁为五十年代末因发表“新人口论”而遭到批判的马寅初平反，信的最后有这么几句话：“错批一人，可以恢复名誉，可是误增三亿人口，全国人民要吃多大的苦头呵！”可能正因为这几句话吧，报纸的编者在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还给它加了个题目：“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据说，当年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也曾动情地说：“当年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从此以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或“批错一个人，多了三亿人”之类的话便流传了开来，直至今日还不时被人们提起。
然而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不错，当初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一个错误，这是事实；中国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多了约三亿人口，也是事实。基于这两个事实，人们作出上面这样的推断，其实并不奇怪，因为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论”中提出的核心主张正是计划生育，而他提出这一主张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如果不是遭到批判，而是得到落实，那么这三亿人口不是就有可能不会增加了吗？那么今天的中国不是不会面临如此沉重的人口压力了吗？
这样的推断逻辑上貌似无懈可击，但是历史真相永远都比逻辑推理要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再复杂的逻辑推理，有时与历史事实相比都太过简单，而正是因为这种太过简单的推理，有时得出的结论就并非符合历史——至少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正如前文所述，当时批判马寅初并不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反对他计划生育的主张本身；同时，中国“多了三亿人”也不能说成是仅仅因为批判了马寅初。
其实，在马寅初正式提出“新人口论”（即计划生育的思想）之前，事实上已早有人提出过了。我们且不去说清代学者洪亮吉早在乾嘉时期就在自己的著作《治平篇》中表达了对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忧虑，并隐约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思想，就说新中国建立后，也早已有人不但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表示出了十分的关注，而且还明确地发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呼声，他就是马寅初的朋友邵力子。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就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可算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据此应该可以说，邵力子才是提出计划生育第一人，而不是马寅初。有太多的史料证明，马寅初倒是在邵力子的影响下才一时致力于人口问题的探讨的。
如果说邵力子主张的提出，更多是从学术的层面上出发的，那么政府的高端决策层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难能可贵的是，政府的决策层实际上也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了。1954年1月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时，就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1956年，在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且这一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也得到了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再看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他本人从1956年开始，分析研究国情的着重点就集中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了。他曾明确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有太多的史料可以证明，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时，毛泽东对于其中计划生育的主张并不反对，相反是支持的。如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情节，后来有人指责马寅初，说他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原本是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为力推计划经济以拍毛泽东的马屁。
谁知道毛泽东后来对此态度却改变了，这才让马寅初陷入了尴尬境地。
五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改变态度呢？有人对此疑惑，甚至据此对毛泽东的人格产生怀疑，其实这也太小看毛泽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