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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共和不和(1)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陈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

    劝进与劝退

    当年,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曾计划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问他进展如何,他说:“已经写了,只有十个字:无须领导人,革命已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仓促起事竟获成功,随即,将湖北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推为鄂军都督。

    随后各省纷纷独立。一个月左右,除直隶、河南、山东及东三省,革命军政府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情势危急,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

    袁提出六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起事的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编制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六、给予充足的军费。

    清廷已别无他法,只好命袁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军务。

    于是袁世凯让幕僚刘承恩、蔡廷干劝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争”。此时湖北方面,黄兴等人刚刚抵鄂,湖南援军陆续到来,士气高昂,颇欲一战。但黎元洪不忘做袁的“思想工作”:“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袁世凯知道革命军这时还不好说话,传令猛攻汉阳。不久,汉阳失守。

    轮到段祺瑞出场了。袁世凯命他南下任湖广总督,兼领冯国璋所指挥的第一军。段清楚袁的心思,一到汉口就“主张和平”,任由部下“迭与湖北民军往来”。之后冯国璋被调回北京,南北议和开始。段的代表和黄兴的代表签订密约,其中第二条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袁世凯字项城)为大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突然回国。次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震惊不已:他认为黄兴和南方背信弃义,“协约未约,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前线又架起了大炮。孙中山不得不退让:“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于是,段祺瑞领衔前线四十多名将校联名吁请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之后又发电催促,“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数日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一个月后,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革命军都督“劝进”袁世凯,清廷湖广总督“劝退”皇室,共和国奠定了。

    瀛台楚囚

    当选之后,黎元洪坐镇武汉,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之职。对有声望、有实力的“民国元勋”留守一方,袁世凯是很不放心的。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7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两个月便告失败,原先掌握的四个省丢失殆尽,孙中山、黄兴又一次亡命海外。

    北洋势力发展到了长江中下游。认定“非袁则乱”的黎元洪这次站在袁一边。等战事告一段落,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就做不下去了。

    当年12月,袁派段祺瑞到鄂。段在汉口下火车后渡江见黎元洪,商量整顿军队之事。公务了结,黎送段过江上火车。不料两人上车之后段反而下车,把副总统留在车上。与此同时任命段祺瑞代湖北都督的总统令也就下来了。但两个月后袁世凯又令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段祺瑞回陆军总长任上,他这个湖北都督,纯属过渡。

    致家乡父老的通电里,黎元洪写道:“……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遥望汉江,不禁泪下……”他怕是想不到,回鄂,将是身后之事。

    北京方面迎接的规格是很高的。黎抵达北京时,袁世凯以自己所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来接他——去年夏天这车拉过孙中山。他就这样被迎进中南海,袁早已替他安排下住处——瀛台,当年光绪被幽禁的那个孤岛,说是为了确保安全。他的房里,挂有楷书一幅,题款“臣全忠敬书”,正是光绪幽居时所写——他不敢以皇帝自居,只好假托“全忠”之名。“我做了光绪的替身。”后来黎元洪常常向故交这么哀叹。

    时任总统府机要处处长唐在礼熟知黎当时的处境:

    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我病后就更常去黎处坐坐谈谈。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后来,黎夫人吴敬君患病,黎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袁起先只是敷衍:“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还是这里好。”此时袁、黎两家已经定亲,黎家二小姐嫁给袁家九公子。黎亲家说得多了,袁亲家不得已,只好让儿子袁克定花10万元买下东厂胡同的一所房子,送给黎元洪。黎元洪一直记着这笔账。后来袁世凯病逝,他送了10万元的奠仪,把“房钱”还了。

    性情与轶闻

    辛亥革命时,黎元洪首先想到的是家人。清兵进攻汉口时,他托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租房子,把家人送去避难。黎家人在上海不随便外出,遇人问话,不说来自武昌,也不说姓黎,而说姓吴——用黎的妻子吴敬君的姓。

    黎在天津时,每日八点吃早餐,餐后浏览报纸。看到中国的政局恶化,就用练习毛笔字来排遣烦闷。午饭后他会睡午觉。晚饭后和家人在客厅里聊天,除新闻外多是家长里短。他很喜欢在这时听留声机。九点回卧室就寝。黎感到精神不振时,便在清晨骑马出游。黎家的花园里有个自建的网球场,他常在下午打上一小时网球,到了冬天便把网球场改为溜冰场,自娱自乐。在北京任大总统时,他常到北海去溜冰。

    黎的另一个爱好是京剧。每逢春节,黎家总是邀请京剧名角和杂耍艺人到府演出。在北京时,他常到城南游艺园看戏,这是大众游乐的场所。黎出门看戏或看电影多不要人跟随,相当平民化。

    黎下野后虽不过问政事,但对国庆节非常重视,常说,我作为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他会准备焰火和露天电影,让百姓在其寓所与他共度国庆。有时他会在私人戏院里举办舞会,戏院楼上有西式冷餐、果汁饮料供客人食用。

    黎家在天津盖房时,曾买美国木材大王罗伯特·大来的木料。大来就此大肆宣传,说中国总统盖房都用他的木材。钢笔大王派克拜见黎时送了一支金笔给他并请他签名,之后将其签名制成广告四处宣传。

    黎热心教育,屡屡助学。他捐两千元中国银行股票开办天津北塘第一所小学。南开创校他捐“七长公债”一万元。家乡黄陂创办前川中学他捐款三万。他还曾拨中兴煤矿十万元股票,筹备创办江汉大学。后学校未成,筹款被用来建了一座体育馆,即现在武汉大学的宋卿(黎元洪字宋卿)体育馆。

    袁世凯女婿薛观澜说,段祺瑞与袁克定诸人,悉心揣摩袁世凯作风。袁克定学会不送客,段祺瑞学会不开口。袁的总统府机要处处长唐在礼说,段“有主张,不轻于表示,但一经表示,如不采纳,他就不高兴”。

    执政府成立后,湖北督军萧耀南派人去见段,说:“萧督军是执政任统制时的士兵,由当兵直到主持一省军政,都是执政培植的,他爱戴执政,犹如赤子之对慈母。”段答:“你告诉萧督军,他是一省的疆吏,他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好,才是正当的;对我个人好有什么意义呢?”

    段见围棋即笑逐颜开,某次和薛观澜对弈想悔棋,薛情急,“老段”二字脱口而出,段一笑置之。另一次,薛和参谋总长蒋雁行在执政府门房下棋,下到一半,忽然看见段执政(彼时国家元首)侧坐桌边,已观局多时。蒋总长抱头苦思,段大乐。

    段对文人有礼貌,对武将不假辞色。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到执政府,他常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陆说,“这是我从前的兵。”曾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说段有很多事误于妻弟吴光新,段说,“小学生(段任保定速成学堂总办时陈是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

    吴清源十一岁时和段下过棋。当时每个星期天一早,棋手们就会去段家跟他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吴清源赢了那盘棋。段输给一个孩子心情大坏,一个人进了屋,早饭也没和棋手们一起吃。之后他就不再和吴下棋,但如约以学费的名目赞助吴,每次一百块大洋。

    段从不吃滋补品,但烟瘾很大,下棋或办公时,纸烟决不离口。在北方时,长期吸红司令牌,当时每听八角。到上海后知道这牌子涨到一元以上,改吸国产白金龙牌,当时每听仅四角多。他常告诫晚辈不许奢侈浪费。亲戚眷属偶然穿时髦或艳丽衣服,都不敢去见他。

    某日,段与子对弈,子败,段大怒:“弈棋雕虫小技,而汝犹不能出人头地!”次日复对弈,子胜,段又大怒:“像你这样无大志大才,也只有在消遣功夫上胜人一筹了!”

    段最得意的手法,就是打入对方,在对方的空里活上一块,美其名曰:公园里搭建小房子。后来他看到日军在东北张牙舞爪,说:“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据为己有。”

    我非亲王

    东厂胡同的黎大德堂如今已烟消云散,只剩下一处当年的小楼委屈地守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里头,边上是几年前新建的王府井访问学者公寓,隶属于社科院。

    黎家从瀛台搬到东厂胡同,是在1915年下半年,这时袁世凯称帝的“谣言”早已甚嚣尘上了。

    袁世凯先解散了国会,同时组织制订新约法。他设立了总统的咨询机关“参政院”,在立法院成立前代行职权。虽然黎元洪一再力辞,袁还是让他当了议长。而后,参政院修正了总统选举法。要点是:一、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无限制;二、总统任满时,参政院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可作连任之决议;三、总统的继任人由总统预先推荐,写下名字,藏在金匮石室中。黎元洪对此类法案无不反对,但无可奈何,只有不到会消极抵制。待到代行立法院及代表“请愿”、“劝进”,黎即毅然辞职绝不参与了。在此期间他的湖北同乡张国淦常常去东厂胡同,两人谈到局势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相对泣下。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之心路人皆知。但袁坚决不承认,他曾对张国淦说:总之皇帝我决不做。大凡做皇帝者,多半为子孙计。我的儿子克定的本领,叫他布置锡拉胡同,尚能胜任,叫他布置洹上村,便办不了。中国这样大,他哪能胜任?

    袁世凯一旦称帝,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将何以自处?他的左右商议说,袁做皇帝,其子孙得以世袭;如果规定总统世袭,其子孙亦得世袭,有君主之实无君主之名,也许能将“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保下来。他找来张国淦等人讨论,无果而散。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第一道诏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命在京一定级别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致贺。

    册封之前消息已传出。黎元洪在家里召集会议,商量如何应对。张国淦说:“副总统果能保存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乃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于是点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12月15日晨,京城文武由国务卿陆徵祥率领请见致贺,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转身就走。

    袁世凯不死心,又派成衣匠到黎家,说要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黎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坚拒。之后政事堂送公文到黎家,上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也被黎退回。自此,袁派驻黎家的旗牌官、内卫等无不深恨黎元洪,终日大声痛骂,故意使他听见,“黄陂置若罔闻”。

    两位亲家就这样来了几个回合。向例过年时两家有年礼相送,年末袁遣人送来的年礼以红帖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拒收。袁改为“姻愚弟袁世凯”,黎才收下。

    君子动口不动手

    府学胡同三十六号的段祺瑞旧居,现在已无从寻觅了,附近倒是开了家叫“府上”的咖啡店。据说,袁世凯和人打麻将赢了,对方把一套值三十万大洋的房子抵押给他,他转手就送给了段祺瑞。这是袁的优点:不贪财货。段不肯接受如此大礼。袁就说,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嫁妆。

    袁世凯所说的干女儿是段祺瑞的继室张佩蘅。当年她的父亲随袁的叔祖打捻军阵亡,袁世凯把她收为义女,视若己出。她在洹上村长大,袁家称其大小姐。段原配吴夫人去世,袁世凯把她嫁给了段,所以说袁是把段当女婿看的;段则始终以恩人视袁,因为袁对他还有知遇之恩。

    不过这房子就在陆军部后面。也许袁还有督促他上班之意。须知这位陆军总长常常不到部办公,把事情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置。袁世凯曾感叹:“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字华甫)要睡到下午;芝泉(段祺瑞字芝泉)则经常不上衙门!”

    当年的“北洋三杰”中,王士珍归隐家园;冯国璋外放南京;只有段祺瑞在中央,不但长期任陆军总长,还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军队的编制调遣、将领的选拔补充,几乎由他说了算。加上长期担任各军校校长,北洋军新生力量多是他“门生”,他不听袁世凯调度的时候渐渐多了。

    袁世凯怎么会容许下属“功高盖主”?1913~1914年,他忽然重用蒋方震、蔡锷、王士珍等人,并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裁撤总统府军事处,陆军部也被削弱。不久,又成立一个“模范团”。袁世凯自任团长。第一期毕业,成立拱卫军四旅、炮兵骑兵各两团、机关枪一营。第二期时改任袁克定为团长,毕业时成立拱卫军两旅。这就相当于“皇家武装”了。

    当时袁、段之间摩擦最巨的,就是模范团。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部分条款,段祺瑞更不上班了,说是病了。袁准了他的病假。到8月,正式免去了他的陆军总长,因为他反对帝制。

    段祺瑞曾几次向袁劝诫,帝制不可为。袁恼羞成怒说,“这是克定和杨度他们讨论研究的问题,你何必这么多话!”后来,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再见他。段夫人几次骂丈夫“没有良心”,段怕老婆,低声说:“我对老总统爱莫能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