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林始末》：崇祯“二年春正月，定逆案，召廷臣于文华殿，先是，御史毛九华劾礼部尚书温体仁有媚珰诗刊本；上问体仁，体仁谓出自钱谦益手”。明思宗朱由检并未再追究下去，因为连他自己被抬进宫来接位当皇帝，也是提心吊胆防魏忠贤下毒手，最初几天，粒米滴水，不敢沾牙，只靠皇嫂在他进宫前塞给他的几张烙饼充饥。可想而知，魏为九千岁，生祠遍地，不可一世时，屈从于淫威的文人，写两首马屁诗，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温体仁“媚珰”，绝有可能，但若以为钱谦益不“媚珰”，那倒也未必。一个在歧路上越走越远的文人，有什么不会做和做不出呢？早些年，那些在“文革”中给江青写过效忠信的当代文人，不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照样招摇过市吗？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驾崩，朱由检即位。他登极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肃清魏忠贤及其阉党，也就等于对东林人士的彻底平反。在家乡赋闲的钱谦益，当然没想到他的东林身份，行情突然见涨，含金量顿时升值，做梦也笑出声来。拨乱反正，意味着重新起用，即将有戏，而且有重头戏，自是情理中事。因为原来那些真正铁杆的东林人士，都被魏忠贤收拾得死的死、亡的亡，无一遗噍。至此，他作为幸存者，以其声望、资历，以其学问、才华，成为理所当然的东林领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估计在那些秋风蟹熟的日子里，冷落已久的常熟钱府，又门庭若市起来。长幼咸集、群贤毕至，恭喜这位文学大师，重现他的辉煌生涯。
早在《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诗中，他写的“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两句，就表现出他的政治敏感，他觉得时来运到了，咸鱼翻身了，应该准备了，等着出场了。次年，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果然一纸令下，任命为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钱谦益随即风雨兼程，应诏北上，追求荣华富贵而去。
文人为官，千古以来，只有一个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卷铺盖打道回府，剩下的那些沉迷于官场者，无一不是只嫌官小，不怕官大，在位的，求高升，到点的，怕下台，有权者，赶紧用，能捞者，快下手。在这条歧路上走得越来越顺溜的钱谦益，胃口大了的同时，野心也跟着大，一是钱谦益天性之张扬、之骄矜，一是东林余辈之期许、之拥趸，到达京都之后，大家给他起哄架秧子，他也跟着自抬身价，并不满足礼部侍郎、朝廷命官、侍讲学士、帝王顾问的安排，而是向政治领域的更高峰挺进，投入阁辅争夺战中。东林最困难时期，他不但努力撇清自己，还与内监方面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他才得以在《东林点将录》排名靠后，免受牢狱之灾。如今却凭着东林这块金字招牌，伸手要更大的官。这充分证明跌宕起伏的钱谦益，在文学歧路上的表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滑头。滑头，说得好听一些，是识时务为俊杰，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朝秦暮楚，投机倒把。凡是处于不利形势下，能够迅速地摆脱困境，跳出是非，洗刷干净，面目一新，很快地站到对立面，从而取得有利优势，站在上风位置者，在他人眼里，就是滑头。
一般来说，小的滑头，容易得手，因为无伤大雅，也就一笑置之。大的滑头，就难以成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称得上真正傻子者，极少极少，谁的眼睛里都不揉沙子，所以，也许短期奏效，长久终露马脚，滑得一时可以，滑得长久不行。小滑头，针头线脑，拣个便宜，鸡零狗碎，落个实惠，人们是可以无所谓的。大滑头，前黑后白，上下颠倒，昨是今非，左右错位，恐怕就不易被人原谅了。钱谦益之所以活着时贻人笑柄，死去后为世不耻，就由于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先作斗士，后为降臣，尽忠不成，苟且偷生的充分表演。
他对清算魏忠贤的庄烈帝估计过高，以为他是天纵英主，其实这个弱势皇帝，是受不了强势宰辅的。朱由检更在意万历、天启年来左右朝廷的东林党人，对于钱谦益，作为信众云集的东林领袖，从者遍野的文坛泰斗，不能不担心自己会不会再被牵着鼻子走。而这位陛下，生性多疑，看到钱志在必得、胸有成竹地要做首辅，形色嚣张，不遗余力地排斥劲敌，不由得大为愠怒，心头冒火。那年17岁的朱由检，正是成长期的年轻人，通常有着逆反的抗拒心理，遂改变了周延儒、温体仁、钱谦益同入阁辅的构想。会推尚未开始，钱谦益不知道自己已经出局，还在张罗“枚卜”法，而不采取“钦定”法，使另外两个顺竿爬、低姿态的马屁精不大可能胜出。很显然，皇帝身边的大小太监，钱谦益早有关照，猫腻小动作之类，自不可免。
钱谦益说不上是多么好的人，但也说不上是多么坏的人。他的缺德也好，他的作损也好，是无论如何赛不过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坏到家的周延儒与其马仔温体仁的。钱至多想将这两个对手踢出内阁，而周和温却是要将钱置之死地。这两个绝对的政治恶棍，早有阴谋，新账老账一锅端，黑材料全放在朱由检的御案前。
凡文人，善于文字者，往往不擅长于政治，富于学问者，往往不精通于权术，长于著作者，往往不娴熟于世路，工于笔墨者，往往口讷于言。看到龙颜大怒的钱谦益，结结巴巴、口呆目瞪、嗫嚅其词、不知所云，一流的文学家，败在了三流的政治家手下，这就是走在文学歧路上的钱谦益，眼看得手，却不慎失手的最大失败了。
《东林始末》记叙其事：“十一月庚申，会推阁员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等。礼部尚书温体仁讦谦益天启初主试浙江，贿中钱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体仁、谦益于文华殿，质辨良久。上曰：‘礼仁所参神奸结党，谁也？’曰：‘谦益党与甚众，臣不敢尽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谦益主持。’吏部给事中章允儒曰：‘体仁资浅望轻，如纠谦益，欲自先于枚卜也！’体仁曰：‘前犹冷局；今枚卜相事大，不得不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党之说，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鉴！’上叱之；下锦衣卫狱，削籍。礼部以钱千秋试卷呈，上责谦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为民；下千秋于刑部。”
随后，“周延儒曰：‘自来会推，会议皆故事，仅一二人主持，余无所言；即言出而祸随之矣！’上大称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体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对称旨。至是枚卜，谦益必欲得之，而虑以延儒同推，势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适滋上疑耳。于是党同之疑，中于上者深；体仁发难而延儒助之，谦益不知也。忽蒙召对，谦益自为枚卜定于此日；及入见，方知有体仁疏。体仁与谦益廷辨，体仁言如涌泉，而谦益出不意，颇屈。”
钱谦益的仕进情结，并不因此稍息，干谒奔走，一如既往，持续未断。可他哪里知道（也许知道当做不知道），文路固然狭窄，官路可更险恶。政治的“搅肉机”定律，其无情之处，就在于你若不想成为齑粉，必得先将对手搅成肉泥才行。温体仁尽管如愿以偿地进入内阁，但远在江南的钱谦益，仍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怕他一旦复出，东山再起，对自己不利。于是，唆使常熟城里一无赖汉，挟嫌诬告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
温体仁如获至宝，随即派出快马缇骑，将钱火速押解至京，投入大狱，情势危殆。万般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不走内官门路，求救于司礼监太监（最接近皇帝，最拥有权势的首席宦官）曹化淳、东厂太监（最黑暗的特务机构）王之心与锦衣卫（最杀人不眨眼的中央警卫部队）掌印指挥吴广明。作为一个东林领袖，走内珰路线，那是最犯众忌的事情。然而，钱本来一非东林铁杆，二非十分在乎廉耻的人，自然无所谓清流浊流、壁垒分明的界限。连死去太监庙里的碑文，这位文学大师都肯下笔，肯定私下早有来往，心存默契，况且到此性命交关时刻，脑袋比风节更重要，遂不管三七二十一，拜求这些实力派太监，救他一命了。
崇祯“十年春正月，常熟章从儒讦奏前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温体仁修部逮之，下刑部狱，几殆。谦益尝作故太监王安祠记；曹化淳出王安门，愤其冤，发从儒阴谋，立枷死；谦益等寻得释”。这帮内官的办案手段，真够毒辣，根本不让章从儒说话，“立枷死”，大有杀人灭口之嫌。于是，本想将钱谦益塞进政治“绞肉机”的温体仁，想不到自己马上要变成肉糜。
朱由检终于看透这个唯知逢迎讨好、低声下气、阳为曲谨、阴为鬼蜮的宠臣，竟是骗了他多年的坏蛋，于是免了温的官。钱谦益在北京并没马上走，而是又等了一程，以为思宗回心转意，重新起复他这位老臣。其实，慢说这位皇帝对他心存疑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会不心生暗鬼，你这个钱谦益，何德何能？居然将朕的左右、亲信、身边人，都撬动起来，组成强大的营救阵势，足见其能量之大、人脉之广、根基之深、追从之多。思宗想想，有点后怕，这种人怎么能够起用呢？焉知将来会不会尾大不掉，又成麻烦？
于是，死心塌地的钱谦益，终于打道回府。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朱由检自缢于景山，明亡。这以后的钱谦益，就不是一般的“有才无行”，而是相当地恬不知耻了。
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年号为弘光。马士英、阮大铖拥立有功，主持朝政。距南京咫尺之遥的钱谦益，本来就心浮气躁，现在看到趋炎附势之徒、阿谀奉承之辈，团团转住这南明小朝廷，他又按捺不住，跃跃欲试。这位一辈子求官谋位之文学大师，本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紧迫感，携其妻赶赴建康。据《南明野史》：“谦益之起也，以家妓为妻者柳如是自随，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都人咸笑之。谦益以弥缝大铖得进用，乃出其妾柳氏为阮奉酒，阮赠一珠冠，值千金。谦益命柳姬谢，且移席近阮，闻者绝倒。”
一个文人卑污到如此程度，次年五月（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二年），多铎、洪承畴率军逼近南京，马、阮与小王朝逃亡。钱谦益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降清文》，也就不以为奇了。“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当我们今天读他字字珠玑的诗句时，想起这篇投降文字，便产生一种好比嚼了一个苍蝇的感觉，真是恶心欲吐。
当时，江南一带流传这样一首讽刺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也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于是，这位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大藏书家，“江左三大家”的领衔人物、公认的清代第一诗人，却因其在大节上的失德、官场上的投机、政治上的奸巧，所构成的品行上的玷污，而成为一个在文学歧路上最为失败的典型。
（《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