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百年（2011年）的5月27日下午四时，我到了洹水北岸的袁世凯墓。原本的路线是想到殷墟去，车行在目的地方向的路上，安阳的朋友说，袁世凯的墓就在殷墟附近，于是就和儿子先去袁世凯墓地，凭吊一下为晚清送葬的枭雄袁世凯。
儿子喜欢文史，常和我切磋晚清史实，他说袁世凯最像三国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孙中山则如到处依附人的刘备。汪精卫曾说过的话“袁固多诈，孙亦无耻”离史实不远，当总统位子被命运砰然甩到眼睫之前时，直如乞丐激动地见了烧肉，什么矜持也端不住了；所谓孙中山让出总统的位子，那也是心有戚戚焉：心不甘情不愿，是技不如人力不如人耳，章士钊的回忆文章里有：
“当时最号激进如汪兆铭者，头脑较为清醒，彼能认为辛亥之成，出于南北形势之偶然，非革命党本身力能所致。于是总统一职，中山先生坚持不让时，兆铭公言：‘袁固多诈，孙亦无耻。’李小垣（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11年11月2日起，黄兴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任参谋长）谓曾见汪札，确如此说。”
汪精卫是南北会谈时南方代表团的四位参赞之一，洞悉和谈过程的枝枝节节，即使到了1912年的2月3日，和议早已达成，只待溥仪下诏退位，孙中山仍是百般寻求日本的援助，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和位置，在同日本人谈判中，他坦率地说：
“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实是孙中山的无可奈何之举。
在武昌新兵兵营偶然打响的第一枪，把气数已尽的满清打出一个大洞的时分，以及武昌起义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孙中山的影子，他从黄花岗的阴霾里还没有走出，还在舔舐着伤。当时他正在地球的另一端，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孙中山那时已经贫困潦倒，正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打工端盘子。武昌起义三天之后，孙中山才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当然他也不十分激动兴奋，因为武昌起义本来就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没有直接关系，况且孙中山一直在两广活动，反对在长江流域进行革命。武昌暴动的发起人是共进会和文学社成员，以及武昌的一些新兵。令满清把肠子悔青的是湖北新兵是张之洞为晚清点的“豆”，想延续大清的血脉，谁知收获的却是摧毁满清的“果”，成了压垮满清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从当时的人心和舆论来看，孙中山和袁世凯也不在一个层级上，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离开北京三年重又回到权力的中心，莫理循写道：“有一群安静并且秩序井然的人从火车站到他的居所，夹道欢迎他的到来。”
武昌起义只是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但真正给清王朝致命一击的却是袁世凯。12月28日，袁世凯到紫禁城觐见皇室，谈论清室优待条件的细节。《每日电讯报》驻北平记者第二天报道说：昨天袁世凯、太后和亲王们会谈。在皇宫中出现了戏剧性的辛酸场景，一些王公大臣哭道：臣罪该万死。隆裕太后再次昏迷，整个皇宫中充满悲戚。袁世凯迫使清朝退位，正是辛亥革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我想，如果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抛却国民党对袁世凯的妖魔化，若论推翻帝制，把帝制临门一脚送入历史苍茫的，真是舍只有1.58米小个子的袁世凯外还能有谁出其右？
天上雷声隐隐，辛亥百年到来了，袁世凯墓前萧索。在安阳，我是先寻找袁世凯归隐的旧迹洹上村不得，就到了据说距离洹上村东一里的袁林，没有香烛，没有牲醴。
展厅里有“洹上村”三个字的石刻，人说这是洹上村的旧物，而村子已经没入了历史的虚空，连黍离之悲的荒野也找不到了，洹上村的旧址已经被现代人耸起的楼宇所占据。
看到了一领蓑衣，是袁氏当时的旧物否？我曾看到一幅当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刊载的袁世凯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钓的黑白照片，但那两眼的如矩火的光，透出了他做渔父的不甘——1909年1月2日，26岁的摄政王载沣将50岁的袁世凯解职，逐出京师送了个名号“回籍养疴”。老家是回不去了，袁世凯原籍河南项城，据说，袁世凯的母亲原是袁府的一个大脚丫头，有一手好绝活儿：会双手烙馍，烙出的馍似宣纸一般薄，味道特别好。袁世凯的父亲生来爱吃烙馍，很喜欢这个大脚丫头，后来便纳其为妾。不久，便生了袁世凯。袁世凯自幼就认为自己的福气是母亲带来的，所以一直很孝顺。母亲85岁离世那年，他亲自护棺回项城，因为他哥不容许袁世凯母亲与其父亲同葬于祖地，袁世凯大怒，以后再不回项城，而是住到了洹水边上的安阳洹上村，垂钓洹上，并自称“洹上渔翁”，袁世凯的这张照片叫做“蓑笠垂钓图”，《东方杂志》说：“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身边放着一个鱼篓，一副娱情山水、鱼樵足乐、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这年他五十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宰相伊尹，也是在洹水隐居三年，然后重获商王的重用。
人们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袁世凯自小雅性放诞，不事家人生业，常呼朋引类，竟有一天在洹河钓鱼，确实有点滑稽。他被摄政王开缺后，听从杨度的劝言，垂钓洹河，韬光养晦：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于是袁世凯派人到处置办鱼篓、斗笠、蓑衣、钓竿、钓线、鱼钩、鱼漂、抄网等一应用具，凡是一个渔夫要有的都要齐备。就选一个春日和暖的日子，袁世凯戴斗笠、衣蓑衣、踏芒鞋，如出镜的演员缓步走向洹水。袁世凯自小不事稼穑，锄禾砍樵、打渔撒网的农活自是外行，至于垂钓既没兴味更没耐心，什么做窝蘸饵，“春钓滩，夏钓湾”，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山水之间耳，洹上垂钓原本就是作秀，可假事也要做得像真的一样，那才是高手，这时他写了《自题渔舟写真二首》诗：
其一身世萧然面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袁世凯春日钓柳絮，夏季钓荷花，秋风时钓删繁就简，白雪皑皑时钓寒江苍茫，天地一白；有高远之志的渔夫之乐原不在“羡鱼”之情，而志在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蓑笠垂钓图，这一相似的情景也发生在两千年渭水边上：八十岁的姜子牙用直钩钓鱼，那用意是显豁的，那样的垂钓是没有诗意可言的；袁世凯原版克隆两千年前的太公姜子牙，也一样没有几多的诗意，他不是濮水上的泛舟者、闲钓者庄子，虽然天下的水是相通的，但天下的人心却已生隔膜。权力对庄子来说，是不能承受的重，庄子在权力到来时候潇洒的造型是：持杆不顾。
这形象一直定格在历史的深处，而姜子牙和袁世凯却做不到对权力的不顾，他们也不顾，是不顾一切地拥抱权力，拥抱天下，而不是渭水和洹河的清且涟漪的波涛，夫子说：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袁世凯在洹水可以洗军旅和仕途已跛足的双脚。
读晚清史。在袁世凯墓地。青史与黄壤，心生感慨，袁世凯是历史上一个让人可佩可惋可怜的人物。
让人可佩是由于他虽懒读经书，和圣贤的子云诗存有隔膜，但也少了些框框的束缚，在关键的节点敢于豁出去，用热血做赌，这点袁世凯仿佛刘邦和朱元璋再世；袁世凯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这点像曹操再世，袁世凯在顾维钧留美归来，即拔擢起用，对与自己有罅隙的张謇、梁启超，任用时不念私仇，对曹锟这原本一个出身布贩子的，也不限流品任用如常，最后曹锟坐到了总统的位子。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描述过太炎先生与袁世凯的纠葛，是很有趣的事。当时正值冬天，章太炎足蹬破棉靴，手摇折扇，扇下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直闯总统府。但袁世凯并没杀章太炎，而是软禁龙泉寺而已；袁世凯使起黄金来，把黄金看做土块。他建立现代化陆军，设立保定陆军学堂等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现代化警察部队，他办实业兴学堂，《剑桥中华民国史》说：在晚清新政中，没有一个晚清管理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此言不虚，他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上，好评如潮。
袁世凯他做事、他改革，他意志坚定、看准目标，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是晚清最大的改革家，但他也因锋芒毕露，常常在到达顶点的时候就跌落下来。
说袁世凯可惋，是他出身中原腹地，虽是新政的中坚，但他不学。高友唐《高高轩随笔》云：“南皮于万寿山附近六郎庄筑小园避暑，恒召幕僚于茅亭敲诗钟消遣。戊申八月十五日，以中秋两字鹤顶格，令每人拟十联；拟毕，小饮赏月。忽询近日有何新闻，余对有友自沪来，闻郑孝胥评论时人，颇滑稽。谓岑春萱不学无术，公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南皮捻须笑曰：‘余自问迂拙，郑谓我无术，诚然，然有学二字，则愧不敢当，不过比较岑、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至谓端有学有术，则未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无穷，谈何容易，彼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此乌足以言学耶。’观于此，南皮对袁、端之感情，可见一斑。”
袁世凯有术是有术，但因为不学，使他不明大势，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使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仍是一只“虫子”，死而不僵，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虽奄奄一息，但就是一口气不绝，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跟着殉葬而亡。
《三国演义》里说曹操势力强大的时候，孙权曾写信给曹劝他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拿给大臣们看并笑骂道：“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从曹操的内心说他也不是不想称帝，但时也命也各种条件具备才可，要是心急就想吃热豆腐，条件不成熟便贸然行事，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袁世凯不是不知曹阿瞒的心事，在称帝这样的大事上何以如此低能如此糊涂，说白了，还是心中的贼未去耳，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贼”就是我们传统发酵的小农特有的做皇帝的春梦。
唐德刚曾为袁世凯辩护曰：“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我们觉得袁世凯可惋，错就错在他不明大势，错在“大德有亏”，错在晚节不保，若小节的偶误，那历史是可原谅的，但他的玩笑开得太大了，不但拿自己的名节开涮，而且还拿历史大势开涮，这就是昏。
让人怜，是袁世凯在龙床上只躺了八十三天，可谓事如春梦，再换了别的床开始“挺尸”，落得惶惶如丧家犬，身死名裂天下笑，过把瘾就死，“绝处高楼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这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作。黄袍是加身了，袁世凯最终登基圆了他中原子弟的皇帝梦，也让祖坟冒了袅袅青烟，但最终却在举国声讨唾骂声中下了台，灰飞烟灭，做帝制“看家”的鬼。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曾大声镗鞳地激烈反对革命，梁启超认为当时国人民智未开，国体不可轻变，走君主立宪的渐进改良才是中国的首选。可惜的是，当时式微的清廷和激进的党人都把这剂良药当成了春风过驴耳。一俟袁项城要搞洪宪帝制，尽管也是君主立宪制的名号，梁启超却挺笔再战，率先撰文发难：帝制已是死了的制度，就好比扔进猪圈后被践踏的佛像，再也无法引起人们心目中的敬畏和服从；梁的意思很显豁，帝制一旦被打破，就如破碎的铜镜断难复原；即使勉强复原，也难再产生神圣与威严的光环。可惜心窍已迷的袁世凯还是听不懂梁启超的话。
袁世凯的可怜处是折过身来再关上门搞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到末了终究是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皇帝的梦只是大梦一场，醒转后复归虚空；而袁世凯的死，也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警示的显示屏：此路不通；尽管后来某些独裁者的权力实际上早已远超袁世凯甚至秦始皇，但没谁再有胆子提“称帝”二字。从这层意思来说，我们的历史是应感谢袁世凯的，历史的手指指着一堆腐肉说：这就是称帝者！
二
洪宪帝制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而今袁世凯归隐的洹上村只是一个名词，并非地标，人们指点在袁世凯墓地西一里许就是曾经的洹上村，现在已是片瓦无存，就如孔尚任《桃花扇》的套曲：“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何等悲凉！洹上村先是被冯玉祥让兵将居所内之器具、书画、古玩等拿到当时的河南省府开封去兜售，如杂货铺子一样开张，名人书画扇面一元一个，洹上村的袁世凯旧宅开办起了“彰德高级中学”。
再是日本人来了，洹上村做了弹药库；后来的内战，这里成了国共双方军队厮杀的战场；再后来，战乱消失了，人们发现洹上村已是破败不堪，有的房屋毁于战火，而那些四合院的门窗几乎全部被人拆走。
最后洹上村的“寨墙砖半数”撑起了安阳工人文化宫，人们在有袁氏印迹的包围中载歌载舞，歌唱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