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衙门”是古代对官署的称呼。其实它最初是军事用语，是用来称谓军旅营门的。
衙门本作“牙门”。在古代，常常用猛兽锋利的牙齿象征武力，军营门外常常放有猛兽的爪、牙。后来为了方便，就用木刻的大型兽牙代替真的猛兽牙齿，还在营中的旗杆顶端装饰兽牙，悬挂的也是齿形的牙旗。
由此，营门也就被称为“牙门”了。衙门大约到了唐代，“牙门”逐渐被移用于官府，也被误传为“衙门”。正如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音稍讹变，转而为‘衙’也。”衙门一词广泛流行开来。宋以后，“衙门”就彻底取代“牙门”，成为官署的代称。
“县令”、“县长”、“知县”这些名称是怎样由来的？
先说县令，秦国的商鞅变法，合并那些小乡为县，县令就是县的长官。战国末年，郡县两级制形成，县属于郡，县令成为郡守的下属。
而到了秦至南北朝时，县的行政长官有了大小之分，大县称令，小县称长。
秦、汉法令规定，人口超过万户以上的县为大县，不足万户的县为小县。
到了唐代，称佐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
宋代则经常派遣朝廷官员为县的长官，管理一县行政，亦称“知县事”，简称知县，如果当地驻有戍兵，知县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兼管军事。
到了明、清两代，知县就成为一县的正式长官了。
清代的“贝勒”是不是官职名呢？
“贝勒”在满语中写作“beile”，在《金史》中被称作“孛堇”或“勃极烈”，是部落酋长之意，其复数被称为“贝子”。
起初，贝勒是一个拥有实权的官职，地位仅次于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被称为“淑勒贝勒”，意为“聪睿的贝勒”。
此外，努尔哈赤也用贝勒称其子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后，他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被封为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四大贝勒每月一位轮流执政，处理一切国家大事，取代五大臣议政制度。四大贝勒职位可谓一人（努尔哈赤）之下，万人之上。
但是到了崇德元年（1636年），定宗室世爵为九等，第三等为多罗贝勒（多罗，满语，即为国家努尔哈赤像之意），简称贝勒。
乾隆十三年（1748年），又定宗室封爵为十四等，第五等为多罗贝勒，亦以封蒙古贵族。在清朝前期，贝勒领兵出征，享有政治、经济特权。随着满族统治者不断地学习汉族官制，“贝勒”这一实权称谓逐渐演变成一个无实权的虚位--爵位名称。
宋江人称“宋押司”，押司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们看《水浒传》的时候，知道宋江被称为宋押司，而且发现人们十分敬重他。那么，宋押司是做什么的？
原来，押司就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他们虽然被正式的士大夫阶层看不起，但毕竟属于官吏阶层。而且衙门中的书吏要比官多，他们代表官府同百姓打交道，也享有免役的特权。
在穿戴上，他们可以穿长衫（虽然只能是黑色），和秀才一样结一根长长的儒绦衣带，脚蹬靴子；而普通百姓只能穿短衫，蹬高帮鞋。
更重要的是，书吏又掌握着一定权力，可以满足人们的权势欲望。而且历代法律都允许书吏在供职一定年限后，经过考核没有过错，就可以得到做官的出身。
书吏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虽然衙门的俸禄很少，但是按照规矩，他们每办一件稍微涉及钱财的案子，或者是要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算是手续费，可以拿到自己手里。
因此，在《水浒传》里，宋江虽然是书吏，却可以逢人给钱，逢难救济，得到“及时雨”的美称。
被张飞暴打的“督邮”是什么官呢？
在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曾经登场过一位督邮大人（大概算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督邮了），前往刘备担任县尉的安喜县巡察。不过此公贪图贿赂，由于刘备不打算向他行贿，于是怀恨在心，想要陷害刘备，刚好被张飞发现，于是此公便被性如烈火的张飞狠狠抽了一顿，也算为刘备出了一口恶气。
那么督邮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官呢？督邮这个官职开始设置于西汉中期，是各郡的重要属吏。见于记载的有“督邮曹掾”、“督邮掾”、“都邮”等，通称“督邮”。
督邮的职责除督送邮书外，又代表太守巡行属县，督察长吏和邮驿，宣达教令，兼司捕亡等。一郡分为数部的，每部各有督邮一人。
鲁智深人称“鲁提辖”，提辖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通过《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章，我们知道了经略府的提辖官鲁智深。那么提辖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它有着什么样的权力呢？
提辖首先是一种指挥官，为“提辖兵甲盗贼公事”的简称。宋代一路或一州所置的武官，主要掌管本区军队训练、督捕盗贼等事务；二是事务官，宋朝时，在左藏库（储藏皇家金银钱帛）、文思院（掌管制造宫廷所用的金银器物等奢侈品）、杂买务杂卖场（掌采办宫廷、官府杂物）、榷货务都茶场（掌管茶、盐、香、矾等物品的专卖）四处均设立了提辖官。
此外，还设立了督催检查纲运的提辖官。北宋末年为了应付日益突出的财政危机，官府就在各地寻找矿产，开采铸钱，在各地设置了五路坑冶提辖措置专司，如提辖措置京东路坑冶司、河东路提辖措置坑冶钱监司、提辖措置河北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路坑冶铸钱司等。
但是提辖官并非是宋朝才有，如辽朝就设置有四类提辖官：一是为了护卫斡鲁朵、皇帝陵寝和后妃宫帐，设立宫卫提辖官，如有战事，他们要奉命出征；
二是在路一级行政单位也设置了提辖官，高于州刺史，主要掌管番汉相涉及抓捕盗贼的事情；三是在贵族的领地头下州也设置了提辖官，主要掌管头下州的钱帛赋税；四就是职位不高、拥有多项任务的一般的提辖官，这类提辖官数量很多。
“走后门”的由来是怎样的？
“走后门”一词的现代意思据说来源于宋代的一幕宫廷剧。相传宋徽宗即位之后，重用蔡京为相。宋哲宗时期的官吏遭到了蔡京的极力排挤和打击，激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艺人们就利用朝廷宴会的机会，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讽刺了蔡京等人的行为：一位官员正襟危坐于案堂之上，正在处理公务。他勒令一个哲宗年间出家的和尚还俗，又下令将一个哲宗年间出家的道士的道袍脱下来，令其还俗。正在此时，一个下属上前请奏说：“如何处置当今国库发下的旧朝一千贯俸钱？”这位官员思忖片刻，低语道：“就从后门搬进来吧。”
从此，“走后门”一词就流传开来，成为了依靠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的代名词。
“走后门”，是指用托人情、行贿等不正当的手段，通过内部关系以达到某种目的。
我国古代有没有合同呢？
合同是一种明确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古商品交换开始之时，而现代合同的一些主要内容，在古代合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都已逐步形成。
古代的合同原有多种名称。《周礼》在列举的“经邦治”的措施中有：“听（处理）称责（放债）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里的“傅别”、“质剂”、“书契”等，主要用于双方经济关系中互相约束，并在狱讼时用作证据，在形制上则都有“同而别之”、双方各执一份的特点，这无疑已是经济合同的雏形。
而后，在先秦史籍《战国策》中出现了“券契”一说，用以记载双方的债务关系。此外，在《战国策》、《商君书》、《左传》等文献中，还反复出现有“左券”、“右券”等名称，这也再次印证了合同形制“同而别之”（即一式两份）的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演变，到了明清两代，合同文书的分类更为细致，有关条款的内容更为严密，订立的程序也更为完备。
这种情况不但在大量传世的契券实物和文献记载中均有体现，而且在通俗小说中也有所反映。
为什么古时称官员的工资为“俸禄”或“薪俸”？
现代人的劳动报酬叫做工资，古代官员也发工资，但往往以“俸禄”和“薪俸”这样的字眼代替，这样的叫法其实是来自：工资的最初发放形式。
“禄”最初的意义是上天所赐给的福分。在古人的眼中，帝王就是上天派来的神，他们是天子，是代替上帝给人间赐福的神。当他们把土地、奴隶等赐予大臣、亲戚时，这些东西就是“禄”。而且当时只有有爵位的人才有“禄”，其他小官吏或平民百姓只能得到糊口的粮食。
所以说“禄”是分封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内部按等级对土地、民众的分配。“俸”是奉的分化字，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发展的产物。
早期的“俸”是按照贤能程度、功劳大小的标准以粮食的形式发放的，有时也将粮食折合成钱发放。可见，“俸”与“禄”最初的性质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俸禄也常常作为一个词使用，泛指朝廷发给的钱银或粮食。
“薪”的本义是柴草。“薪”和“水”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常结合在一起使用，指的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采集柴草、储备饮水的活动。古代的官府除了给官员发“俸”外，也经常以各种名目发些生活费，称为“薪”。
据史料记载，发“薪”的形式也不一样，有时是发柴草，有时也折合成钱银，这样，“薪俸”也就成为一个词了。直到今天，我们口语中还经常以“发薪水”代替发工资。
古代退休官员的待遇是怎样的？
对于退休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的问题，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政治待遇上，据《礼记》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对老臣的尊重。到了唐朝，对致仕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三品以上官员致仕后，仍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
经济待遇上，退休后会优厚对待。汉代规定，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
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则干脆委任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供养起来。
唐朝是五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俸，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退休后可保留全薪。
两宋时期对退休官员的安置和优待，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宋神宗以后，允许带职退休。官员致仕时，皆晋升一级。致仕后，仍可加衔晋级，参与朝政。
明朝初期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
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清朝也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退休制度执行。
古代会有人因为俸禄低而辞官吗？
因为薪水低而辞职，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古人也会辞职，但却不是因为俸禄低。大体来说，他们辞职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回避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大夫范蠡。他在辅助越王勾践兴邦复国之后，为了避免功高震主，为自己招来灾祸，便辞官退休携西施遁入五湖。
第二个，当官当腻了。《世说新语·识鉴》有记载：晋朝有一位大司马张翰，一日，秋风乍起，他触景生情思念家乡吴地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回到府上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又何必为了官名而别乡数千里，还要备受羁绊呢？于是在第二天上朝时，他向天子递了一份辞职申请，回家去了。
第三个，客观条件造成的。如体弱多病，难当重任；抑或父母仙逝，按惯例要回家守孝三年。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有些人是守孝三年后继续回去当官，这也是大多数朝代的制度所允许的。如宋朝的苏洵父子，清朝的刘墉、纪晓岚，仕途中都曾有守孝三年后继续当官的经历。但也有很多人是从此金盆洗手，自得其乐了。
古人为什么很崇拜“九”这个数字呢？
“九”这个数字一直以来都很受我国古人的青睐。如，称我国为九州；形容天高为九天；形容地深为九泉；形容家族兴旺为九族等。
作为皇城正门的天安门，也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间量特别大，宏伟壮观。故宫各大门以及各殿宇、房屋之门无论大小，门钉都是横九、竖九共八十一个（除东华门）；金銮殿宝座上有九条龙；台阶也是九级或九的倍数。
皇宫内各种礼仪就更少不了“九”了。行礼有三跪九叩礼；贡品以九计算；宫廷大宴，菜肴、点心、果品要九十九品；皇帝过生日，要表演九九八十一个节目，最后还要举行“九九大庆会”。
这些都是因为“九”这个数字在我国民俗中的特殊意义。它作为阳数的极数，即单数中最大的数，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常有“多”、“大”、“极”的意思。
所以，古人对这个数字极其崇拜，处处都用到这个数。
古时公堂之上为何要悬挂“明镜高悬”的匾呢？
古代，很多公堂之上都悬挂着“明镜高悬”的匾额。这实际上是源于一个典故。据《西京杂记》载，刘邦攻入秦都咸阳，在巡视秦王室存放珍宝的仓库时，一面长方形的镜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此镜正反两面都能照人。而且最为奇特的是如果女子的心术不正，被它一照就会被发现胆特别大，心脏跳动也异于常人。
据说秦始皇怕人怀有异心不忠于他，所以经常让宫女们照这面镜子，发现谁的胆特别大、谁的心脏跳得很特别，就杀掉谁。因为此镜功能奇特，后来人们以“秦镜高悬”来比喻当官的人明察是非，断狱清明。唐代诗人刘长卿在《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一诗中写道：“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人得楚弓。”
后来，许多当官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正廉明，都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所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秦镜高悬”便演变为“明镜高悬”了。
秦始皇在宫中摆放十二个巨大铜人的目的何在？
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说法是，秦始皇铸造铜人是为了“祥瑞”。秦始皇比较迷信，所以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但也有疑问。如果秦始皇确是出于迷信，为了象征“祥瑞”，完全可以征集天下一般铜料作为铸造的原料，何必非要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呢？
第二种说法是，秦始皇销毁兵器、铸造铜人，是表明今后不再用铜兵器作为主要武器来打仗了。这种说法，也有人不完全赞同，因为铁制兵器虽始于秦始皇之前，但到汉代才普遍化。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便决然把青铜武器废除不用，使百万军队全部换上铁制武器，以当时的制铁水平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种说法是，秦始皇这一举措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为了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二是为了防止人民反抗。秦统一后，曾采取不少措施防止人民反抗，而收缴天下兵器的做法，也是有先例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季武子曾经“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秦始皇只是做得更为彻底，把民间的兵器也收缴了。
从以上各种说法来看，最后一种说法较为合理，目前也为多数人所接受。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外交官是谁？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蕃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便是和亲情况的典范。在她的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把文成公主誉为史上第一个女外交家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