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可以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就由此推断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的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让此人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保证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但是，“在现场者”又不能光依据他有限然而又直接的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来做出决策。所以，仍然存在如何问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使其决策符合更大范围经济体系的整个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哪些事件是他不能直接了解，而又与他的决策有关？他到底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呢？
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几乎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应作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却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他完全不必要知道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钉需要量更大；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机床暂时难以弄到，因为这些事与他全无关系。对他有意义的只是，弄到这些东西与弄到其它他也关心的东西相比的难易程度，或者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为急需。所以，这总是一个与他有关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他对改变这些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不会感兴趣，除非它对他周围的具体事物有影响。
正是在这方面，我前面所称的“经济运算”（即纯粹的选择逻辑）至少能通过类推来帮助我们认识价格体系如何能够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掌握了某一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之全部数据的单个管理者，仍不能彻底弄清楚每次在资源的分配必须作某些小的调整时可能会受影响的目的与方法间的全部关系。纯粹的选择逻辑的伟大贡献，的确在于它清楚地表明，即使是这样一种单个的头脑，也只有通过作出并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替换率”）的方法，才能解决这种问题。即他要给每一种稀有资源标上数字指标，这种指标不可能从这种特定的物品所拥有的任何特征中得出，但它却可以反映，或者在它身上集中了它在整个方法目的结构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小变化中，这个管理者必须考虑这些集中了所有有关信息的数量指标（或“值”），通过逐个调整数量，他就能恰当地重新作出安排，而不必从头解决整个问题，也不必同时检查其所有的分支部分。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象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下面，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以弄清楚价格体系的作用。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或用途。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需求上，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它还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还要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叠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一个掌握所有信息的单一管理者本来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事实得出解决办法，即任何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或更确切他说，各地的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其差别取决于运输费用等等。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全部信息，因为它们全分散在所有有关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