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价格体系是否必不可少的争论已不再是完全在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阵营间的争论，这从许多方面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二十五年前，当冯·米塞斯首先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维持一个建立在象我们这样广泛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这一论点时，遭到了一阵阵嘲弄。今天，仍有些人不愿接受这种论点，但其主要原因已不再是政治上的了。这就创造了一种更有助于合理讨论的气氛。当我们看到托洛斯基的论述“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就是不可想像的”时；当奥斯卡·兰格教授允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厅为冯。米塞斯教授建一尊雕像时；当阿巴·勒纳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并强调价格体系的主要作用包括促使个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符合普遍利益的事时，分歧就确实不能再归于政治偏见了。现存的不同意见，看来主要是由于纯粹理智上的，尤其是方法论上的分歧。
最近，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清楚地叙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分歧。熊彼特是根据一种实证主义的分枝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的杰出人物，在他看来，经济现象是已知商品量的客观相互直接影响，而几乎不受人类意志的干涉。只有根据这个背景，我才能解释下列令我惊奇的论点。熊彼特教授认为，在缺少生产要素的市场时，仍然可能根据理论家的这一基本主张，即“消费者估价（‘需要’）消费物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对生产这些消货物的生产方式的估价”，来进行合理计算。
确切他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消费者所做的根本不是那回事。熊彼特所说的“这个事实本身”大概是指对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对消费物的估价中，或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但这也不正确。隐含是一种逻辑关系，而它只有在所有建议同时为同一人所知时，才能被富有意义地确定。但是，生产要素的价值显然并不单单取决于消费物的估价，它也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只有所有这些事实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才会必然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答案。但正是由于这些事实不会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实际问题就产生了，而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必须利用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的知识。
所以，即使我们能证明，所有的事实如果为一个人所了解（我们假设所有的事实都为观察力敏锐的经济学家所了解），会由他独自决定解决方法，问题也丝毫未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表明，如何通过只掌握部分知识的个人的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所获得——同样假设这些知识都归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那就是以为不存在问题而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而意义重大的一切事物。
像熊彼特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会由此而跌入由“数据”一词的含糊意义给冒失鬼造成的陷阱，这很难解释成一个简单的失误。这说明，这样一种方法有根本性的错误，这种方法习惯性地忽视我们所必须应付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知识的途径。任何实际上以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的方法，诸如许多有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的方法，都完全忘掉了我们所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决不否认，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可起有益的作用，但它却使我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家误以为它所叙述的情形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有关。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均衡分析与社会过程根本无关，而仅能作为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