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正进入一个理性讨论的时代，这种理性讨论被未加鉴别地假定为按理性的方式重建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有意识地调节社会事物比独立个体之间的明显的偶然的相互作用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团体几乎都想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对人类行为进行集中指导。改良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是那么轻而易举，这种自由的社会制度越发被看成是纯粹偶然事件的结果，并被视为本来可沿不同方向进行的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使这种混乱井然有序、将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并根据公平的共同意愿和观念精心地设计社会，似乎是唯一值得理性的人类去干的事业。
但是，在今天，或许很明显，所有的派别都会承认，在这种信念增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某些象重建社会这样一些最严肃的问题甚至没有被认识，也很少成功地被解答。许多年来，社会主义的讨论——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讨论只是来自于作为一种运动出现的社会主义自身——几乎全部转向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间题。一方面，一般问题是，公正是否意味着需要按社会主义者的方法重新组织社会？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原则被视为是公平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一般来说人们是否真的具有道德和心理素质，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而言被隐含地假定为非常重要。然而，尽管后面这一问题的确导致了某些实际困难，但它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人们所怀疑的仅仅是，新国家中的权威者是否处于在能够使人们恰当地执行其计划的地位。我们只是怀疑这种计划是否在实际上可能执行，而不是去怀疑，即便在这些困难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下，计划是否会实现理想的目标。问题看起来只是一个心理或教育的问题；“只是”一词意味着，在最初困难消失之后，这些障碍肯定会被克服。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经济学家对这种设想的可行性，就无话可说了；并且，我们也就确实未必能够对其功过进行科学的讨论了。这将是一个伦理问题，或者更确切点说是一个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对此，不同的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对此却不能进行推理性的讨论。某些问题将留给心理学家去判断——如果他确实有办法说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人们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话，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科学家，尤其没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能够说出什么东西。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学家的知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是说仅仅适用于由特殊人类制度所引起的问题，（按照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中它将不存在）他们相信这的确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