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除了复杂的现代生产技术日益使人眼花隙乱之外，还“有其它原因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经济问题的存在。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上世纪中叶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一般公众对经济问题的通晓和理解程度无疑比现在要高得多。然而，以其特殊影响促进了这种理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却建立在不牢靠的和肯定有部分错误的基础上，因而，它的普及是以某种程度的过份简化为代价而达到的。这种过分简单化被证明是古典政治经济体系败落的原因。只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影响丧失影响很久之后，逐渐重建的经济理论才表明，其基本概念中所存在的缺陷使它无法解释经济制度的运行；这一弱点比该理论在初看上去时或许要小得多。但是，在那段时间中，已形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使理论分析的思想丧失信誉，人们试图只描述经济现象的产生而不是努力去理解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结果就无法理解经济问题的本质，丢掉了几代人所创建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仍然对经济问题的本质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过份地关心重建纯粹抽象的经济科学的基础，而不对关于政策的见解施加重要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分析经济学这种暂时的黯然失色现象，才使人们对于与计划经济的建议有关的实际问题几乎没进行过仔细审查。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只是由于旧式经济学的固有弱点和进而重建的需要，假如它没有与明确反对经济学的理性方法的另一个运动的出现巧合的话，那么它也不会有同样的结果。同一时期，既损害了经济理论的地位，促进了社会主义学派的增长，又使对将来社会的实际运行的思索丧失了信心的共同原因是所谓历史学派的出现。因为，这种学派观点的实质是，经济学的规律只有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历史资料中才能建立。这种历史资料的性质会使得任何这一类的尝试都必然退化到只是记录和描述并且对有关任何规律的存在采取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上去。
我们会很容易地找出产主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那些讨论社会现象的科学以外，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经验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过程的结果。而我们并不能直接观察这种过程。我们的任务是重建这种过程。我们所得出的全部与这些过程相关的结论，都具有必然的假设性，而且唯一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正确的标准是证明它也同样地适用于解释其它现象。通过这种归纳的过程，可以使我们系统阐述一般规律或关于因果过程的假设的是这样的事实，即，进行试验的可能性，以及在相同的条件下观察重复出现的相同现象的可能性，会表明在我们所观察的现象中，存在着确定的规律性。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进行试验，从而我们就不具备与我们在自然科学中意义相同的在复杂的现象中的确定的规律性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地位处于自然和社会现象之间——对一种现象来说人是结果，对另一种现象来说他又是原因——又造成了为解释社会现象所需要的实质性的基本事实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共同经验，一部分是我们所思考的东西。人们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讨论的正是构成这些复杂现象的要素。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至多只能对这些要素进行推测。它们的存在，比由其所引起的复杂现象的任何规律都更加肯定，以至于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真正的经验因素。几乎无可怀疑，在这两种学科推理过程中经验要素的不同位置，正是造成其逻辑特征之许多混乱的根源。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使用演绎推理。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自然科学中，演绎的过程必须要从某些本是归纳概括结果的假设开始，而在社会科学中，它都直接从已知的经验要素开始，并利用它们去发现在不能直接观察的复杂现象中的：规律性。可以说，这两种科学都是经验演绎的科学，即从已知的要素中演绎出在复杂现象中不能直接建立的规律性。但是，由于它们自身的缘故，这里不是讨论方法论的地方。我们只关心表明，在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享有盛誉的年代，就已经试图把相同的经验方法强加给社会科学，这种尝试必然会导致社会科学的灾难。这样的开头就会导致错误的结果。要寻找那些在相同的条件下永远观察不到两次的复杂现象的规律性，我们只得作出不存在普遍规律的结论，并得出不存在由构成要素的永恒性质所决定的内在必然性的结论，从而使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描述历史的变化。正是由于放弃了在古典时代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恰当的分析方法，人们才开始认为，与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规律不同的社会生活规律是不存在的，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只不过是社会和法律制度的产物，它们仅属于“历史范畴”，并且这些现象无论如何都不是由人类所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