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显然很有必要区分迄今为止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凑合在一起的计划的几个不同方面。在对中央计划的信心增长的早期，没有许多限制地将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计划的思想等同起来，从历史的角度讲是正确的。在主要经济问题的范围内，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但是，必须承认，在许多其它方面，现代社会主义者和其它现代计划者都有充分的权利否认对他人建议的任何责任。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要实现的目标和被提出的或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目的所必须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存在的不明确性，由如下事实所引起，即在狭义上实现社会主义目的所必需的手段可能被用来实现其它目的，因此，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由手段而不是目的引起的。
在较为狭义的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所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对财产收入的再分配改善社会中无财产阶级的地位。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以及集体地控制与指导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然而，这样的集体主义方法可能用来为相当不同的目的服务。例如，某种贵族独裁统治可能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增进某些贵族或其它高贵者的利益。或者为某它明确反平均主义的目的服务。而且，事实上允许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应用集体所有制及集体主义的管理方法，也使这种情形更加复杂化了；这种集体所有及管理的方法。对于任何试图将收入分配与私人所有制生产方式相分离的努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后面我们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但现在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描述传统的社会主义目的，而同时用“计划”一词来描述其方法，将会是十分恰当的。因此，在这一术语的较为狭义的意义上，我们能说，极少的社会主义和很多的计划，或者极少的计划和很多的纯粹社会主义，这两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在任何情况下，计划的手段都肯定可以用于与社会主义的伦理目标没有关系的目的。是否同样可能完全割断与社会主义与计划的关系——针对手段的批评已使人们作这方面的尝试——是我们在后面将要探讨的问题。
对科学讨论的目的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有可能把手段和目的问题分开。关于最终目的的正确性，科学没有什么可说的。科学可能接受或拒绝接受这些目的，但是不能证实或反驳它们。我们能够理智地进行争论的全部问题就是，既定的措施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导向理想的结果。然而，如果所谈论的措施仅仅作为实现这一特殊目的的手段而被提出来的话，那么，在实践上使有关技术问题的争论与价值判断分离，就可能十分困难。但是，由于同一手段问题的产生与许多不同的伦理观念相关，人们可以希望能够将价值判断完全保留在讨论之外。
社会主义和其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共同相近目标就是实现不依据私人资源所有制的收入分配，为此目的而需要的共同条件是，决定这种分配原则的权威也应该对资源进行控制。现在，不管这些分配原则的本质是什么，不管这些有关公平的或者理想的收入分配的想法怎样，它们都必定在一种纯粹形式上的但非常重要的方面十分相似，就是说，它们必定以许多竞争性的个人目标的重要性的等级这一形式被提出来。正是在这个形式方面，即一个中央当局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在实际上无数的竞争目的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这一事实构成了作为某种手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巨大的现代社会的复杂条件下，这样一个中央当局是否有可能以合理的精确程度，以等同于或接近于竞争资本主义结果的成功程度来实现这种价值尺度所包含的意义，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任何这种特殊的价值体系无论如何都比另一个优越。对较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和所有其它为实现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的现代运动来说，共同的东西是方法，而不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