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主要是由于把对基本的价值现象的解释建立在和分析经济活动的产生一样的分析基础上，而这种方法曾成功地用于对较为复杂的竞争现象的分析。劳动价值论是对价值的一些虚幻实质进行探求的产物，而不是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当经济学家开始探询“使每个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商品而活动的环境是什么”的时候，他便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询问这种形式的问题，立即会使他认识到，把不同商品单位赋予明确的重要性或价值，在解决到处存在的为了许多种目的而在有限数量的资源中开展竞争这个一般问题时，是十分必要的步骤。
在任何存在理性行为的地方，价值问题的普遍存在是基本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才能对价值形式进行系统的考察：这一事实使价值在经济生活的不同组织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指导经济的问题，从最开始就在现代经济学的讲解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很明显，根据单个价值尺度始终一致地存在的假设讨论基本问题比根据个人尺度而产生的个体的多样性来讨论问题要容易得多，这样在讨论新体制的前几个章节中常常使用共产主义国家的假设——并且是很有效地使用——作为一种讲解的工具。但人们只是用它来证明，任何解决办法必然会引起基本上相同的价值现象，即租金、工资和利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竞争社会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于是经济理论家们普遍地开始表明独立的个人活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自发地引起这些现象，而不进一步询问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这些现象能否通过其它方式而产生。某种共同的价值尺度纯粹意义上的不存在似乎使那个问题失去了任何实际价值。某些较早期的新派作者的确不仅认为他们实际上已解决了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相信他们的效用核算提供了一种手段，使得从整体看来有可能把个人的效用尺度与在客观上对社会有效的目标尺度合而为一。但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后一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而且，并不存在能使我们比较或估价人们的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的科学标准，尽管我们仍可以在专门问题的讨论中发现包含这种不合理的个人之间效用比较的结论。
但是，显然，因为对竞争制度的分析深入揭示了自发得到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怀疑用深思熟虑的决策解决相同问题的可能性。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54年，现代“边标效用”学派的先驱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国的戈森已得出结论说，由共产主义者设计的中央经济当局将会很快发现它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远远超过个人力量的任务。对戈森作为其异议基点的方面——没有私有财产很难进行合理计算，后来的一些现代学派经济学家常常加以暗示。坎南教授特别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强调，“如果在‘价值’这个词的任何合理的意义上，价值不存在的话”，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只能“通过把私有制和交换活动两者都废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论述之外，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是否可以实施的批判性考察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简单的原因在于没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设想供人参考。
直到本世纪初期，我们才终于看到有人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实际运行问题上打破传统的缄默作出讲演，并且对革命伊始将会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描述，尽管在描述时仍然带有某些犹豫和不少勉强。这些人是荷兰著名的经济学家N·G·皮尔逊，被激怒的K·考茨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先锋理论家。他们对我们刚考察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非现实性问题作了一段说明。但是，考茨基的论述只不过表明他实际上甚至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学家已经知晓的问题。这样，他就将详细论证的机会留给了皮尔逊。后者在一篇首次发表在荷兰《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与其它经济制度完全一样的价值问题，社会主义者所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是去表明在缺乏价格体系的条件下如何决定不同商品的价值。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现代讨论是重要的贡献，而且，尽管它在荷兰之外实际上不为人所知，并且在其它国家独立地开始这些讨沦以后，才在德文译本接触到这种观点，但是它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有关这些问题的唯一重要讨论文献，仍保留其特殊的重要性。特别对于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所引起的问题它具有更大的价值。
所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出现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进一步讨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表明，象工资、租金和利息这些主要的价格范畴，将至少必须以与出现于今天的相同的方式包括在计划当局的核算中，并由基本相同的因素所决定。在这一点上，现代利息理论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庞巴维克之后，主要是卡塞尔教授令人信服他说明了在经济活动的合理计算中，利息率将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些作者中没有一个人甚至试图说明，在实践中如何可能得到这些必不可少的量。一个至少近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作者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巴龙；他在1908年的一篇论“集体主义制度国家中的生产部”的文章中发展了帕累托的某些观点，它对于怎样思索用数学分析工具，可以解决中央计划当局的任务／提供了一种范例，因而意义重大。